当我们展望2024年的世界时，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仍在不断地发展，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在生态破坏、劳工待遇恶化、对人与动物的伦理忽视、分配不公以及农民困境等方面，资本主义农业的危机频频爆发。尽管美国的农业模式受到许多崇拜和效仿，实际上，该模式的高度商业化和集中化特征却加剧了上述问题，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掠夺和生态失衡的恶性趋势。在此背景下，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的这篇文章继承了马克思多年前关于农业与资本主义的思考，分析当前资本主义农业体系的逻辑与现实。

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古巴生态农业的发展不仅在有机肥料、土壤保持、作物与禽畜管理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还依托一系列的计划和农业发展项目来实施土地政策改革，如它推行的生态农业灯塔项目、都市农业计划以及国民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大众米”推广运动等都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使古巴的生态农业转变堪称典范。下文将结合古巴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背景，重点梳理生态农业发展中成功的项目和实施计划，并总结这些典型案例的宝贵经验。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古巴农业的变革经验，从时代背景和农业生产现状出发，重点讨论了举国上下的生态农业运动和农业知识创造实践。古巴农业变革的成功在于政策上的重视与政治上的放权，一方面，发展可持续农业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民众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在生态农业的知识创新、技术交流以及农业产销上下游的机制设立等方面得以充分发展。

本文指出，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经验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表现出两重特征：一是较早实现了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非农转移，二是地方政府的高财政收入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大量补贴。在市场力量的推动和地方财政的支持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然而，东部沿海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在中西部地区都不存在，今天，农业收入仍然是中西部地区大量小农户家庭生计的重要来源，如果将农业现代化简化为农业规模经营问题，一味追求资本为主导的土地规模经营，实际上是将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割裂开来，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缺乏稳固的根基。

2020年，印度爆发了反对农业法改革的大规模运动，这场改革企图放松对农业领域的管制，促进农业金融化和贸易投资政策自由化。然而，农业金融化的后果是：掌握垄断性数字科技的资本势力从农民那里收割巨量信息，操控农产品价格，进而投机钻营，获取更高利润；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后果是：丧失最低粮价保障、缺乏被日渐解体的公共营销体系保护的农民们，却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承受高种植成本和低销售价格之间的持续重压，要么放弃务农，沦为永久性剩余劳动力。

今年6月16日，近千头美国种猪乘坐货运包机抵达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这些种猪主要是大白、长白、杜洛克等洋品种。不禁令人担心，外国资本是不是已经渗透到中国养猪业从饲料、育种、养殖，到屠宰、销售的全产业链。餐桌上的一块肉，背后竟然是资本没有硝烟的战场。

说起改革开放之前的合作化运动，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吃大锅饭和效率低下，主流经济学家也提出各种理论来证明合作化的不合理性。然而合作化真的像主流叙事说的一样，是一个固化的从上至下的结构吗？个体理性选择与集体公共利益一定是互相排斥的吗？农村结构与农业管理是否给合作化中的“搭便车”现象带来不同的可能性？

2022年以来，媒体宣传中常有一个声音，强调俄乌战争是全球粮价上涨的关键因素。事实上，战争不是粮价上涨的开始，假如俄乌两国恢复粮食出口，那也不会是粮价高企的结束。有数据统计，自2022年7月的黑海粮食协议恢复了俄罗斯部分出口贸易后，到同年9月，俄粮食出口已超过530万吨，而能源和化肥价格仍旧居高不下。2022年8月的化肥价格较前年初涨幅超过一倍，天然气价格指数同比高出3.5倍，较前年初则高出6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