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大黄鱼产业：生产、市场及展望
一、引言
大黄鱼是浅海鱼，属于鲈形目中石首鱼科的黄鱼属，别名大黄花、黄瓜鱼、黄鱼等。大黄鱼肉质鲜嫩，一般人群食用均适宜，含有氮基酸、蛋白质、脂肪、钙、磷、铁、维生素B1、维生素B2及尼克酸等，其味甘性平，具有通利五脏、健身美容的功效。大黄鱼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因此经济价值较高。在中国国内，生产层面因酷渔滥捕而野生大黄鱼的捕捞产量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减少，而人工养殖大黄鱼则取得产业化发展并被大力推进规模养殖；政策层面，大黄鱼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间曾经两度被列为“二类水产品”而实行派购，直至1984年1月第2次调整派购范围后，其价格才得以放开并实行市场调节；内需层面，大黄鱼是全国沿海地区销地市场基本上供应不断的典型水产品，可谓传统美食，素称“国鱼”，其流通消费较广；出口层面，大黄鱼商品在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水产品中其金额一直高居前列的“主要创汇水产品”。可见，大黄鱼是非常重要的水产商品，而大黄鱼产业则是沿海渔区重点发展产业。大黄鱼产业的发展壮大既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也是外向型渔业发展的主要取向。鉴于此，本文将致力于中国大黄鱼产业生产发展以及市场拓展的学术性梳理和整体性把握，基于数据分析揭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而，展望大黄鱼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旨在为中国大黄鱼产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二、大黄鱼产业生产态势
（一）全国生产
中国大黄鱼生产包括野生大黄鱼捕捞和大黄鱼人工养殖。野生大黄鱼捕捞历史久远，可以回溯至1700多年前。相比之下，大黄鱼人工养殖则年代短暂，仅有30多年的历史。
1. 捕捞生产
大黄鱼分布于西北太平洋区的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海域，通常栖息于水深60米以内的浅海中层和上层。因过度捕捞而种群数量下降，2016年大黄鱼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极危物种。大黄鱼捕捞业曾经雄踞中国海洋“四大渔业”之首（其余为小黄鱼、带鱼和乌贼渔业），其主要渔场位于黄海南部和东海近海的产卵区、长江口及毗邻海区。自1956年以来，中国大黄鱼捕捞产量基本上呈现出“马鞍形曲线”变化之势（图1），其生产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发展阶段。
（1）高位起伏发展阶段（1956-1987年）。中国沿海大黄鱼自然资源，由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的利用不足逐步走向充分利用和捕捞过度。由于渔业捕捞生产受到一系列“左”的干扰，尤其是1974年与1979年的越冬场大围捕致使大黄鱼资源迅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结果，80年代中期大黄鱼资源已形不成渔汛，尤其在黄、渤海区出现严重枯竭状态，东海区出现过度利用状态，南海区出现衰退状态。这一时期，大黄鱼捕捞产量峰值出现3次且依次趋高，分别为1957年的17.79万吨、1967年的19.63万吨和1974年的19.71万吨，因而其产量出现了高位大起大落之态。其间，大黄鱼捕捞产量由1956年的8.66万吨降至1987年的1.72万吨，年均微下降5.07%。
（2）低位起伏发展阶段（1988-2021年）。进入“七五”计划期，全国渔业贯彻“以养为主，调整和开发海洋捕捞，发展创汇渔业”的指导思想，大黄鱼捕捞生产短期内恢复性增长。之后，在“八五”和“九五”计划期，大黄鱼捕捞生产在曲折中前进。这一时期，大黄鱼捕捞产量峰值于2000年、2015年出现2次但是始终未突破13万吨，因而其产量出现了低位跌宕起伏之态。其间，大黄鱼捕捞产量由1988年的1.80万吨增至2021年的3.81万吨，年均仅增长2.28%。
2. 养殖生产
面对大黄鱼自然资源的衰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水产科技人员致力于大黄鱼育苗与养殖技术的研究。1985年启动大黄鱼人工繁育初试，海上人工授精、室内育苗以及野生鱼保活和驯养取得了进展；1987年育出100多尾全人工大黄鱼鱼苗；1990年实现百万尾规模的全人工大黄鱼育苗；1995年形成大黄鱼网箱养殖和池塘养殖全套技术路线并试养获丰收。这一系列研究中刘家富研究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奠定了大黄鱼产业的发展基础，刘家富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大黄鱼之父”。从此，中国大黄鱼养殖产量基本上呈现出“逻辑斯蒂曲线”变化之势（图2），其生产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养殖起步发展阶段（1995-2000年）。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大黄鱼育苗技术更加成熟且成活率得到提升，促进了大黄鱼养殖产业的形成。另一方面，受市场需求与高额利润驱使，各种社会化投入大量涌现，使得大黄鱼养殖业迅速发展。进而，大黄鱼养殖“立足宁德、辐射沿海”，很快延伸至福州、莆田市以及浙苏粤邻近省，并带动了全国海水鱼网箱养殖业的发展。
（2）养殖产业化发展阶段（2001-2012年）。进入新世纪，大黄鱼人工繁殖、育苗技术及养成技术日臻成熟，推动了大黄鱼养殖的产业化发展。2003-2007年，大黄鱼被农业部列入“六大优势出口养殖水产品”之一。2008年，大黄鱼养殖产量（6.59万吨）首次超过其捕捞产量（5.59万吨）。2008-2015年期间，大黄鱼又被列入“八大优势出口养殖水产品”之一。随着大黄鱼养殖业的不断发展，其相应的养殖设施、器具制造、饲料、渔药、加工、流通、贸易、餐饮、旅游等上下游产业应运而生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于是，大黄鱼养殖业成为沿海部分渔区经济的主要产业之一，更是成为其创汇渔业的重要支柱。这一时期，大黄鱼养殖产量由2004年的6.73万吨增至2012年的9.51万吨，年均微增长4.40%。
（3）养殖加速发展阶段（2013-2021年）。21世纪10年代，大黄鱼养殖业不仅提升了产业自身的养殖设施化和现代化水平，还带动了海水高值鱼类养殖的快速发展。进而，更加应和并推动了海水养殖的“第五波高潮”——海水高值鱼类养殖。2013年，大黄鱼养殖产量（10.52万吨）突破10万吨大关。2014年，大黄鱼产量（12.79万吨）超过鲆鱼、鲈鱼产量，大黄鱼养殖业成为海水养殖鱼类中规模最大的产业。2019年，大黄鱼养殖产量（22.55万吨）又突破20万吨大关。这一时期，大黄鱼养殖产量由2013年的10.52万吨增至2021年的25.42万吨，年均增长11.65%，增幅较大。
3. 养捕产量结构
进入新世纪，全国大黄鱼捕捞和养殖生产的产量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图3）。自2008年起，大黄鱼养殖产量一直凌驾于其捕捞产量，尤其是2016年后呈现出愈来愈大的优势。大黄鱼养殖产量在大黄鱼合计产量中的占比波动于43.02%-86.95%之间；相比之下，大黄鱼捕捞产量占比则波动于56.98%-13.05%之间，产量占比相差悬殊。可见，现阶段大黄鱼产量主要来自海水养殖，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大黄鱼生产要仰赖海水人工养殖。
（二）主产省域
1. 捕捞主产省域
全国野生大黄鱼捕捞生产主要涉及沿海8个省份，分别是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图4）。另外，天津、上海和广西3个直辖市或自治区个别年份亦有少量的大黄鱼捕捞产量记录。可以看出，辽粤琼三省的捕捞产量相对突出但波动大，该三省大黄鱼捕捞合计产量在全国大黄鱼捕捞产量中的占比高达65.17%-92.33%。其中，辽宁省大黄鱼捕捞产量与全国大黄鱼捕捞产量具有联动性，其产量在全国大黄鱼捕捞产量中的占比为10.93%-52.13%。而广东省大黄鱼捕捞产量占比为22.28%-59.84%，占比相对大；海南省大黄鱼捕捞产量占比为3.53%-25.40%，占比则相对小。
2. 养殖主产省域
国大黄鱼养殖生产主要涉及沿海3个省份，分别是浙江、福建和广东（图5）。另外，山东和江苏2个省份个别年份亦有大黄鱼养殖产量记录。可以看出，福建省养殖产量以绝对多数领先其他省份，而福建省绝大部分产量则来自宁德市域。浙闽粤三省大黄鱼养殖合计产量在全国大黄鱼养殖产量中的占比高达99.68%-100%。其中，福建省大黄鱼养殖产量与全国大黄鱼养殖产量具有联动性且一直以压倒性的优势领先，其产量在全国大黄鱼养殖产量中的占比为80.52%-91.28%。而浙江省和广东省大黄鱼养殖产量占比则分别为2.77%-12.76%和3.86%-12.63%，两省占比均非常小。
三、大黄鱼产业市场根基
（一）国际市场
在中国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水产品中大黄鱼是出口金额高居前列的鱼类商品，其出口金额于2004-2016年一直位居第三、2017-2018年为第四、2019-2020年则居第五位。可以说，大黄鱼产业为外向型渔业的发展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长年来，大黄鱼商品出口呈现出“量减额增”现象。出口数量从2004年的5.50万吨降至2020年的3.44万吨，年均仅下降2.89%；而出口金额却从2004年的1.40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2.61亿美元，年均稍微增长3.96%（图6）。可见，大黄鱼出口单价整体上在增长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近年大黄鱼出口亦受到经贸环境恶化和疫情蔓延的影响。
1. 出口品种结构。中国出口大黄鱼商品有鲜、冷黄鱼和冻黄鱼、盐腌及腌渍的黄鱼三个品种，2004年至今未发生更替。自2004年以来，冻黄鱼品种出口数量总体上呈下行趋势并变动于2.62万-5.45万吨，其出口金额则总体上呈上行趋势并变动于1.13亿-2.50亿美元；鲜、冷黄鱼品种出口数量总体上呈下行趋势并变动于0.07万-0.89万吨，其出口金额则总体上呈上行趋势并变动于0.03亿-0.53亿美元；盐腌及腌渍的黄鱼品种出口数量总体上波动很大并变动于1.40吨-129.06吨，其出口金额总体上亦波动很大并变动于0.05万-45.83万美元（图7）。可以窥见到，冻黄鱼品种在大黄鱼商品出口创汇中一直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 出口市场结构。2004年，中国大黄鱼商品出口到5大洲22个国家和地区（含中国港台），涉足亚洲5国2区、非洲1国、欧洲8国、北美洲3国和大洋洲3国。2020年，中国大黄鱼商品出口到4大洲21个国家和地区（含中国港澳台），涉及亚洲5国3区、欧洲9国、北美洲2国和大洋洲2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美国是中国大黄鱼商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呈现出多极化现象。2020年中国大黄鱼商品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所减少。但是，中国香港、韩国和美国一直是主要出口市场。其中，中国香港和美国市场的拓展较明显，而韩国市场则显著缩小。另外，“五大出口市场”占比不论数量和金额均在下降，说明中国大黄鱼商品出口的集中度与风险有所改善。
3. 出口省份结构。2004年，国内出口大黄鱼商品的省份有9个省或直辖市，均为沿海省市。2020年，国内出口大黄鱼商品的省份有6个省湖或直辖市，均为沿海省市。大黄鱼商品出口几乎来自闽浙两省。国内出口大黄鱼商品的省份减少1/3，出口基本上由主产区承担。福建和浙江一直是主要出口省份。其中，福建省是压倒性地高居首位，而浙江省则大幅度下降。另外，“出口三大省份”占比不论数量和金额均有所上升，说明中国大黄鱼商品出口省份集中度有所加剧。
综合分析大黄鱼生产及其商品出口发现：进入21世纪，尽管国内大黄鱼产量整体上呈现出逻辑斯蒂曲线增长，但中国大黄鱼商品出口数量总体上呈现直线式，略微减少，不过其出口金额却呈现直线式增长。这或许是国内美好生活需求的扩大、世界大黄鱼自然资源的衰退以及国际市场上大黄鱼商品价格上扬等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国内市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食用的大黄鱼完全是天然捕捞产品。其间，80年代中期因大黄鱼自然资源衰退而其市场价格急剧上涨。进入90年代后半期，随着养殖大黄鱼产量的增加及单价的下降、居民收入的提升和冷链物流的发展，内需市场有所拓展而大黄鱼消费呈现出增长态势。至21世纪初，大黄鱼价格先低迷后有所回升，因而促进了大黄鱼的加工流通与出口贸易，也把大黄鱼销售推向了内陆城市，广泛建立营销网络并深度挖掘消费潜力。多年来，内销以冰鲜大黄鱼为主，也有一些冷冻大黄鱼和盐渍大黄鱼，其中冰鲜大黄鱼口味相对较好。国内销售旺季一般出现在每年的春节和端午节前夕，尤其春节前夕作为年货备受青睐。
目前，尚无全国大黄鱼实际消费数量的统计数据。为了大致了解国内大黄鱼消费数量，不妨粗略计算一下与其靠近的供应数量：2004年，全国供应数量＝捕捞8.92万吨＋养殖6.73万吨+进口0.33万吨－出口5.50万吨＝10.48万吨，换算为年人均供应量则0.08千克；2020年，全国供应数量＝捕捞4.60万吨＋养殖25.40万吨+进口0.30万吨－出口3.44万吨＝26.86万吨，换算为年人均供应量则0.19千克。可见，全国大黄鱼供应数量由2004年的10.48万吨增至2020年的26.86万吨，年均较大幅度增长6.05%。从这一供应态势的变化和增速，能推想出国内大黄鱼消费市场的拓展也会较大。可以明确的是，国内大黄鱼消费区域主要集中于沿海省域以及一些内陆市域，供应的大黄鱼商品基本能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总体上大黄鱼零售需求平稳。另一方面，中国大黄鱼出口率由21世纪初的平均值37.20%锐减至2010年代的平均值17.34%。这足以说明中国大黄鱼产业已经从“出口依赖型”转型为“内销依赖型”，也印证了内需市场的旺盛和强大。可以预见，大黄鱼内需市场的拓展依然得益于城乡居民收入提升所带来的消费升级、城镇化发展及其人口增长，而大黄鱼需求仍将维持或扩大相当程度的规模。
四、大黄鱼产业发展趋势展望
尽管受国际经贸环境和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但2020年中国大黄鱼产业却发展为商品价值85亿元（其中内销67亿元、外贸18亿元）的大产业。随着全国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大黄鱼产业发展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目前，需认清生产和市场拓展空间均有限的境况，和衷共济促进大黄鱼产业高质量发展。有鉴于此，笔者做出几点趋势展望。
（一）生产层面。大黄鱼产业应实行“力促生产、深化加工和创建品牌”同时并举，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现阶段的大黄鱼产量主要来自养殖生产，而大黄鱼养殖业是个高技术、高投资、高利润产业。大黄鱼养殖基本上是以家庭或家族经营体为主，适养海域愈来愈少，产量提升空间有限；投入资金大，养殖周期长（1.5-2年），进而投资回报周期长，常常会给养殖经营主体造成巨大的资金压力。将来大黄鱼养殖业应多培育企业经营主体，并把养殖网箱由浅海、内湾向外推进，以拓展养殖空间。同时，用好财政资金并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多渠道增加投入，以保障大黄鱼养殖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大黄鱼加工业产品形式单一，综合利用水平低，品牌建设不显著。将来大黄鱼加工业应多方位深入研发和开拓产品形式，以推进产品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多类别的方向发展，使加工产品向更高价值转化。同时，要充分利用加工下脚料，提升综合利用率，延伸产业链，消除药残隐患，力推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品质，增加品牌信誉度、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
（二）内需层面。大黄鱼产业是个“内销依赖型”产业，但是其产品的绝大部分流向了沿海省域，更多地向内陆省域尤其向中部省域分流。需要指出的是，内陆市场的开发较有难度，主因有二：一是内陆省域对大黄鱼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不高，加之大黄鱼出售的中高档价位（每千克30多元），短期内不易成为内陆普通消费者舌尖上的家常佳肴；二是内陆省域尤其乡村消费主要以淡水鱼为主，对大黄鱼等海水鱼的接受具有局限性，体现出内陆鱼食文化对大黄鱼消费的影响亦不容小觑。故而，大黄鱼产业应根植“得内贸者得天下”之经营理念，聚合优质产品、聚焦流通渠道、聚力品牌营销，积极发掘国内市场潜力。进而，大黄鱼产业应站稳国内市场，发现需求、贴合需求、创造需求、推动需求。同时，杜绝内销产品的染色注水问题，营造“安全安心”的消费环境，提高产品供给质量，保障大黄鱼产品有效供给，为新时代美好生活对水产品的需求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出口层面。进入21世纪，大黄鱼国际市场价格基本上呈现出上行趋势。中国大黄鱼产业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争取增加出口创汇。然而，中国产大黄鱼商品出口不能完全企望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美国和加拿大“五大出口市场”。从当下所处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商品出口贸易面临着中美关系僵局以及美国因素招致的中韩、中加关系的恶化乃至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走向等诸多变数，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上述双边或两岸关系如果无法得到改善，将对水产品贸易乃至整个经贸关系会产生影响。故而，大黄鱼商品出口应尽量稳定传统市场，同时努力开拓多元化的新兴市场，以进一步夯实大黄鱼产业的国际市场根基。不可否认的是，国际市场的拓展空间十分有限，主因有二：一是大黄鱼商品的深加工有待提升，加之大黄鱼头大个儿小且出肉率低，不易为发达国家消费者所接受；二是可作为大黄鱼替代品的海水鱼种类较多，加之各国食鱼文化的差异，国外消费者未必倾向于消费大黄鱼商品。由于出口到欧洲、北美洲的大黄鱼商品，其消费主体绝大部分仍是华裔或亚裔。因此，拥有华裔或亚裔消费群体的国家，即是主要争取拓展的出口目标市场。当然，对于中国大黄鱼产业而言，其国际市场的拓展只是可选项而已，能够拓展则多多益善，不能拓展也可从内需市场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