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猪价周期性波动成因及运行机制
内容提要：猪周期是常见的经济现象，剖析猪周期成因，精准施策平抑周期波动，有利于实现稳产保供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猪肉供给和需求，研究了猪周期的成因，阐明猪周期不同阶段的运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猪肉需求总量已经进入稳定期，短期内季节性影响显著；（2）需求稳定约束下，供需矛盾随产能波动而变化，体现为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3）产能波动的原因是利润刺激下养殖主体的非理性增减产能，故猪周期可划分为理性/非理性的去产能阶段、理性/非理性的产能恢复阶段，其中，盈亏平衡点、盈亏程度和盈利趋势持续向上或向下是影响理性与否的关键因素。突发动物疫病、国家政策和猪肉进口量在周期波动中起催化作用。基于此，一方面，要多举措熨平猪周期利润起伏，不断提高猪肉价格预期管理，避免非理性调减产能；另一方面，需完善生猪重大疫病应急管理体系，提高猪肉价格即期干预能力，建立养殖规模户退出机制，以平抑周期波动，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和稳定宏观经济。
关键词：猪肉价格周期 供需关系 猪肉价格预期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提出：“发展现代畜牧业。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将猪肉产能稳定在5500万吨左右，防止生产大起大落”。改革开放后，猪肉供给能力的稳步提升，有力保障了人民的幸福生活。猪肉价格波动周期（简称“猪周期”）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价格波动过大，会导致“猪贱伤农，猪贵伤民”的供给和消费两端受损。2019年，猪肉价格迅速上涨，在2020年持续位于高位，推动CPI同比上升，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消费。期间，政府密集出台了大量生猪产能恢复政策，平抑价格波动。由于产能的非理性加速恢复，导致2021年下半年猪肉价格暴跌，生猪养殖户亏损严重，2022年猪肉价格保持高波动，年内最高价差达到2倍。综合来看，本轮周期的猪肉价格波动幅度远超以往，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部分地区突发非洲猪瘟，造成短期产能急剧下降，推高了猪肉价格；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基于猪周期成因及运行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生猪产能应急调控体系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影响猪周期的猪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开展研究，深入分析影响居民猪肉需求的因素，阐明猪肉供给的主导因素。以期为下轮猪周期的研判和产能调控，提供相关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注意到生猪生产过程中，猪肉价格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即“猪周期”现象。供需关系决定猪肉价格，猪肉价格波动的背后是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变化。故研究猪周期成因，实质是探明猪肉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影响因素。
在影响猪肉需求的研究方面：Parcell（2002）研究认为，季节间的气候变化会影响猪肉消费需求，导致价格发生季节性波动。张立中等（2013）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会增加人均猪肉消费量，提高猪肉价格。Berg等（2015）发现，生猪价格低所引起的需求弹性，会促进生猪价格周期的循环波动。葛楠楠等（2020）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短期内可能会引发居民对猪肉消费的担忧，造成消费量下跌，但不会影响中长期居民的消费行为。卢艳平和肖海峰（2020）研究发现，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猪肉消费量存在差异，但差距在逐渐减少。韩晨雪等（2021）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畜产品消费量将不断增长，但猪肉消费增长已趋于饱和。朱增勇（2021）指出，未来猪肉需求的平衡点会下降，而价格中枢会上升。
在影响猪肉供给的研究方面：毛学峰和曾寅初（2008）研究认为，外部冲击往往会影响供给，提高价格波动。陈蓉（2009）研究认为，粮食价格、疫病和政策等因素是引发生猪生产波动的原因。宁攸凉和乔娟（2010）发现，自然因素、技术因素、政策因素以及饲养方式等，通过提高生猪产量的方式来降低猪肉价格。谭莹（2010）研究认为，饲料价格对短期内的猪肉供给影响最大。ZawadzkaDanuta（2010）研究指出，猪肉产能的增减受养殖主体的短期逐利心态影响较大。张晓东（2013）研究发现，能繁母猪数量和育肥猪存栏数量决定猪肉供应量。周晶等（2015）认为，国家政策能够推动小型养殖场扩张成为大型养殖场，降低生猪供给的波动性。李文瑛和肖小勇（2017）研究表明，在利润高时，养殖主体会非理性扩张产能，利润低则相反，从而导产能的大幅波动。石自忠等（2020）研究发现，动物疫情会引起生猪数量减少，猪肉产量供应下降，正向冲击畜产品价格。黄洪武和郭会勇（2021）研究认为，养殖主体会采取延迟出栏的方式，增加单头生猪出栏体重，以弥补生猪数量降低导致的产能不足。朱增勇（2021）认为，在国内猪肉供给整体偏紧的情况下，我国会采取从国际市场增加猪肉进口缓解国内产能不足的现状，避免猪肉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员跃鑫等（2022）指出，严格的环保政策会清退不合格的养殖主体，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生猪供给，提高猪肉价格。朱增勇和马佳（2022）认为，由于生猪产品具有鲜活农产品的特性，其供给的实现需遵循生物的生长规律，从能繁母猪补栏到商品猪出栏一般需要10个月的时间，故猪肉价格呈现周期变化。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在猪肉供需关系方面，已开展系列研究。但关于我国居民对猪肉需求的影响因素和猪肉供给的主导因子，探讨还有待深入。本文从需求角度，阐明人均猪肉消费量、人口数量和饮食偏好如何影响我国猪肉总体需求；从供给角度，通过将猪周期划分成理性/非理性阶段，研究不同阶段利润对产能的作用机制。据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我国在猪周期不同阶段精准施策，合理引导养殖主体预期，平抑猪周期产能波动，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二、我国猪肉供需影响因素分析
（一）猪肉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猪肉需求短期和长期影响因子不同。长期看，人口数量是需求的基础，我国猪肉需求总量取决于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量。人口数量增长支撑猪肉需求总量增长，我国人口数量由1990年的11.4亿增长至2022年的14.1亿，人口自然增长率（见图1）由1990-2010年逐渐下滑并进入稳定期，2011-2016年围绕0.60%左右波动，2016年后增长率加速下滑，2022年首次转为负增长。这表明：我国未来猪肉需求的增量不再由人口数量增长驱动，而是依赖于人均消费量的增加。
人均消费量与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切相关。由图2发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猪肉消费量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1990-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744元，人均猪肉消费量增长8.6千克，增幅81%。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迈过万元门槛后，人均猪肉消费量增长趋于平缓，收入增长的影响逐渐降低。2014-2019年，猪肉消费量的振幅在8%以内（2018年除外）。2020年，由于非洲猪瘟严重冲击生猪产能，致使猪肉消费量下降至历史低位。2021年的猪肉消费量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2022年同比增长7%。由图3可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猪肉消费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p<0.05），但相关性要小于农村居民。这是因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5年已迈过万元门槛。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继续提高猪肉消费量的空间有限，更倾向于多元的食物消费方式。
综上所述，人口数量是我国猪肉需求总量的决定因素之一，但已不是未来猪肉需求增量的驱动因子，猪肉需求增量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消费量的影响。
一般而言，猪价处于合理区间时，短期需求取决于消费需求季节性波动（赵瑾和郭利京，2014）。我国出栏生猪消费形式以热鲜肉为主。因此，生猪出栏数量能够反映消费总量。由图4可知，在2014-2022年，生猪出栏量季节性分化显著，表现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消费需求偏好同样如此。一方面，春冬季的传统节日较多，提高了居民猪肉消费量；另一方面，受气温和传统习俗的影响，春冬季气温相比夏秋较低，在生理上有利于居民对动物蛋白的摄入，我国居民冬季制作腊熏肉供全年消费的习俗，也会拉动短期猪肉消费。居民长期的猪肉消费具有相对稳定性，短期内受季节性的影响明显。
（二）猪肉供给影响因素分析
猪肉供给从能繁母猪到育肥猪上市和形成最终的猪肉供给至少需要10个月。因此，猪肉供给取决于固定产能（生猪养殖场）和生物产能（能繁母猪、仔猪和育肥猪）。
从固定产能分析，我国生猪养殖场数量持续下降。2021年为2010万个生猪养殖场，不足2007年1/4，年出栏数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占比62.0%，规模养殖场对生猪出栏总量的贡献率不断提高。2021年生猪养殖场数量较2020年仅下降了78万个，但规模占比提高4.9%，高于2020年的4.1%。这表明生猪养殖场数量减少幅度将会放缓，更多是养殖规模的结构性优化，养殖规模结构由散养庭院小猪场向规模化大猪场转变，落后产能向先进产能转变。因此，作为固定产能的生猪养殖场处于相对稳定期，猪肉供给变化由生物产能主导。
市场当前利润、动物疫病、国家政策和猪肉进口量均对生物产能产生重要影响。由图5可知，单头生猪盈利与能繁母猪数量环比变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养殖主体会基于市场当前利润和预期利润做出调减能繁母猪数量的决策。育肥期，养殖主体同样会基于未来1-2月份利润预期，选择按时出栏或压栏以获取最佳出栏利润。尤其是饲养规模较小的个体养殖户，投机心理重。重大动物疫病会导致生物产能非正常大幅波动。叠加猪周期影响，2006年猪高热病和蓝耳病导致生猪存栏量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3%和6%，古典猪瘟和蓝耳病分别导致2010年底同比下降1%和3%，非洲猪瘟导致2019年底均大幅下降28%。全国性的、难以有效防控的动物疫病造成能繁母猪数量下降，将对未来的生猪供给造成“倍减”的放大作用。
表 1 不同动物疫病对生物产能的影响
在市场机制下，国家产业支持政策有利于生物产能增长。产业政策包括产业支持政策、产业规制和市场调控政策，产能支持政策推动生猪产能增长，产业规制作用相反，冻猪肉收放储等市场政策则有利于平稳产能。供给较少、猪价较高时，政府出台生猪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和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政策会加速生猪生产恢复，但往往会为下轮过剩带来风险。在经历2015年环保影响以后，产业规制对产业影响已经逐渐常态化。
三、猪周期成因及运行机制
（一）猪周期成因及两轮猪周期比较
由上述可知，在人口增速放缓和人均消费量增长动能降低的约束下，猪肉的需求将长期保持稳定。故猪周期成因是需求相对稳定性与供给波动性引发的供需不匹配矛盾，最终导致猪肉价格形成周期性波动。猪周期实质是产能周期和价格周期的交替。一方面，当前生猪产能变化会影响未来的猪价波动；另一方面，当前猪价又会对生猪产能增减产生重要影响。
二元母猪价格能直接反映当下养殖主体补栏母猪意愿，可作为产能增减的参考指标：二元母猪价格环比增加，则代表能繁母猪数量环比提高，产能增加，反之亦然。故产能周期可通过二元母猪的价格峰谷划分成2013年的产能周期（2013.03-2017.04)，下文简称“上轮周期”和2017的产能周期（2017.05-2021.03），下文简称“本轮周期”。
二元母猪售卖后需经过4个月的性成熟期，4个月的妊娠产生仔猪，仔猪经过6个月的育肥进入猪肉市场。故当前二元母猪产能调减后，将在14个月后体现出猪肉的供给和价格变化。因此，参照产能周期可将价格周期划分成2014年的价格周期（2014.05-2018.06）和2018年的价格周期（2018.07-2022.05），这与常规的猪价峰谷法所划分的周期基本吻合。
（二）猪周期的运行机制
在猪周期的运行过程中，生猪产能增减主要受当前盈利程度的影响。根据经验规律，一头120千克生猪的养殖成本为2000元左右，社会平均回报率为10%-15%，故合理头均生猪盈利为200元。本文将0＜头均盈利≤200元、200＜头均盈利≤400元和头均盈利＞400元分别划分为轻度盈利、中度盈利和重度盈利区间，-200≤头均亏损<0元、-400≤头均亏损<-200元和头均亏损＜-400元分别划分轻度亏损、中度亏损和重度亏损区间。
当头均盈利明显下降至轻度盈利附近区间时，养殖主体对未来的盈利悲观，主动淘汰能繁母猪进行理性去产能，二元母猪的需求转弱，二元母猪价格环比将由升转降。当头均盈利由盈转亏时，养殖主体将进入恐慌阶段，大幅度淘汰能繁母猪进行非理性去产能，二元母猪的需求大幅度减弱，二元母猪价格环比大降。当头均亏损逐渐收缩至盈亏平衡点附近，且二元母猪价格环比由降转升时，表明养殖主体重拾信心，进行理性产能恢复行为。当头均盈利逐渐攀升，进入重度盈利区间时，养殖主体受高额盈利的即期刺激，对未来盈利极度乐观，进行非理性产能恢复行为，二元母猪需求大增，二元母猪价格环比大涨。
由上可知，二元母猪价格环比变化和头均生猪利润是反映当期产能调减的关键指标，14个月后的猪肉同比变化是对调减后当期产能的验证。故可将二元母猪价格环比变化和利润作为产能调减指标，14个月后的猪肉同比变化作为后验修正指标，将2013-2017年猪周期（简称“上轮周期”）和2017-2021年猪周期（简称“本轮周期”）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理性去产能阶段、非理性去产能阶段、理性产能恢复阶段和非理性产能恢复阶段。
表 2 猪周期不同阶段的划分依据
1.非理性阶段的持续时间和盈亏幅度将影响猪价波动。本轮和上轮周期去产能阶段对应14个月后的猪肉价格平均值为32.1元/千克、24.9元/千克，同比幅度范围为-17.8%至160.0%，-9.3%至40.2%（见表3和表4）。本轮周期对应的波动幅度和猪肉平均价格明显高于上轮，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本轮周期的非理性去产能持续时间较长，相比上轮周期增加6个月，从而加剧产能的缺口。
本轮和上轮周期产能恢复阶段对应14个月后的猪肉价格平均值为39.1元/千克、26.2元/千克，同比幅度范围为-57.6%至140.0%，-22.9%至35.3%。本轮周期对应的猪价波动幅度是上轮的2倍以上，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本轮周期的非理性产能恢复持续时间和盈利程度远超上轮，分别是上轮周期的1.4倍、3.5倍。高额利润刺激下的超长时间非理性产能恢复，致使14个月后的猪肉产能严重供大于求，同比降幅最高达到-57.6%。分析本轮周期非理性行为明显高于上轮的原因：突发非洲猪瘟造成短期猪肉供应偏紧，迅速推高养殖利润，养殖主体过快进入非理性阶段。
表 3 2014-2017 猪周期不同阶段的盈利变化
表 4 2017-2022 猪周期不同阶段的盈利变化
2.盈亏平衡点、盈亏程度和盈利趋势持续向上或向下是影响养殖主体理性与否的关键因素。通过研究近2个周期可发现（见图6和图7），在理性去产能阶段，盈利处于轻中度区间11个月以上，二元母猪价格在正常水平波动，养殖主体小幅度理性去产能。当利润由盈转亏时，养殖主体悲观情绪加剧，进入非理性的去产能阶段。在非理性去产能阶段，养殖主体持续亏损5个月以上，且亏损幅度逐渐增大，从而使养殖主体加快能繁母猪的去化过程，表现为首月二元母猪价格环比显著下降，环比降幅在-2.9%以上，期间内下降幅度逐渐增大。当头均亏损幅度环比显著下降且低于100元时，养殖主体的悲观情绪缓解，进入理性的产能恢复阶段。在理性的产能恢复阶段，前期以轻中度盈利为主（一般为3-6个月左右），后期盈利幅度增大。因而，养殖主体逐渐增加能繁母猪存栏，表现为首月二元母猪价格环比由降转升，期间内上升幅度平稳有序，二元母猪价格位于周期内合理水平。当利润进入重度盈利区间，且连续3个月盈利增加时，养殖主体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进入非理性的产能恢复阶段。在非理性的产能恢复阶段，利润持续处于重度盈利区间13个月以上，养殖主体非理性增加能繁母猪数量，表现为该阶段首月二元母猪价格环比显著上升，环比增幅在16.8%以上，期间内上升幅度较大，二元母猪价格持续位于周期内高位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周期受非洲猪瘟影响，导致养殖利润过快达到重度盈利区间（2019年6月头均养殖利润即达到438元），且连续3个月盈利正增长。从而相比上轮周期，本轮周期过早进入非理性的产能恢复阶段，非理性恢复产能的时间明显高于上轮周期。
综上可知，供给波动性主要作用机制是：利润变化驱动养殖主体做出非理性增减产能的决策。当前高额利润对养殖主体的扩产决策刺激具有“即时性”，在养殖主体进行生猪补栏后，生猪的鲜活农产品特性和高沉没成本导致其难以中途进行产能清退。而后备母猪到育肥猪出栏的生物发育时间需要10-14个月，致使产能的实现具有“滞后性”。“即时性”与“滞后性”的不匹配，则导致未来供需失衡，引发猪价波动。此外，相比盈利，亏损对产能的波动影响更大。当亏损处于轻中度亏损区间时，即会导致养殖主体的非理性去产能行为，而非理性恢复产能的行为发生需达到重度盈利区间。
3.利润主导的供给周期波动过程中，突发动物疫病、国家政策以及猪肉进口量会影响周期波动的幅度和时长。由表3和表4可知，在上轮周期运行的非理性产能恢复阶段（2016.03-2017.04），政府出台了《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政策，部分地区为了满足环保要求，采用“一刀切”关停现有生猪养殖场，加大了生猪供需矛盾，致使期间生猪单头平均盈利高达623元。同期，加大了猪肉进口量用于平衡猪肉供需矛盾，2016年进口猪肉162万吨，同比增加107%。
在本轮周期的理性产能恢复阶段，非洲猪瘟冲击导致育肥猪和能繁母猪去化严重，推高了理性产能恢复阶段的利润，该阶段内单头生猪平均盈利为552元，是上轮周期的1.8倍。在巨额利润刺激下，养殖主体非理性增产行为加速，理性产能恢复阶段时间缩短3个月。同时，由于该阶段能繁母猪数量减少，进一步推高了下阶段的利润，非理性产能恢复阶段内单头生猪的平均盈利为2202元，高峰期在2800元以上，是上轮周期的3.5倍。受前期能繁母猪去化以及复产探索期较长等因素影响，本轮周期的非理性产能恢复时间也大幅度延长至18个月，相较上轮周期增加5个月。受高额利润和超长盈利时间的影响，部分养殖主体非理性扩张产能，将育肥母猪转为二元母猪使用，迅速扭转了能繁母猪数量的不足。在育肥猪方面，则倾向于饲养超大育肥猪，在育肥猪数量不变的条件下，提高了猪肉产量。
在政策方面，在本轮周期的理性产能恢复阶段，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在非理性产能恢复阶段，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为产能的恢复提供了宽松的政策条件。在猪肉进口方面，2019-2021年累计进口猪肉达到1009万吨，部分缓解了即期供给矛盾。
在养殖主体的非理性主观扩张意愿、客观的宽松政策环境、高额猪肉进口量三者叠加下，迅速弥补了非洲猪瘟带来的产能缺口，本轮周期的产能集中释放，在2021年二季度开始“着陆”，2021年9月猪肉价格下降至23.24元/千克，同比降幅58%。伴随的是养殖利润暴跌，市场养殖主体的心理和现金流遭受重大冲击，理性去产能阶段时间被大幅缩短至2个月，相比上轮周期缩短了9个月，直接迈入了新一轮周期的非理性去产能阶段。
综上可知，两轮猪周期均是利润主导下的产能周期，不同的是本轮周期受疫病影响大，加剧了产能和利润波动。因此，在周期运行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利润导致的产能波动，还要重视其他因素对产能的潜在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我国居民猪肉需求将长期保持稳定，短期内呈现季节性差异。在需求相对稳定的约束下，供需矛盾随供给侧的产能波动而变化，进而表现为猪肉价格的周期性变化，产能波动的原因是利润刺激下养殖主体的非理性决策。利润波动过程中的盈亏平衡点、盈亏程度和盈利趋势持续向上或向下，均是导致养殖主体在理性和非理性决策两者间转换的重要因素。突发动物疫病、国家政策和猪肉进口量在周期波动中起催化作用。本轮猪周期的需求中枢稳定，供给受非洲猪瘟和高额盈利影响波动大，导致猪肉价格波动幅度大。据此，本文提供以下政策建议：
1.多举措熨平猪周期利润起伏，保障猪肉供给。要牢牢把握能繁母猪作为猪肉产能的“水闸总开关”作用，避免生猪养殖连续亏损时，出现能繁母猪数量迅速下降。因此，在利润低迷阶段，可通过金融工具如能繁母猪保险、生猪价格保险以及政府生产补贴，避免小养殖户出现巨额亏损，导致非理性去产能行为。鼓励规模养殖户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以及与大型屠宰厂签订中长期生产合同，合理有序出栏生猪，提前锁定合理利润。在生猪养殖严重亏损阶段，鼓励金融机构在兼顾风险的同时，加大对地方龙头养殖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出台相关政策，调控市场二次育肥的过度投机行为，避免囤货奇居，致使产能风险延期集中释放，造成的严重亏损和后续产能大幅波动。
2.加强猪肉价格预期管理，避免非理性调减产能。在养殖主体处于非理性状态时，政府需积极引导养殖主体回归理性，一方面，可不断完善农业农村部在网上公布的生猪产品信息，提高信息公布频次，让养殖主体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定期解读现阶段产能情况和研判未来发展趋势，并通过多媒体渠道（如抖音、微博和微信视频号），向养殖主体宣导；另一方面，在周期下行和上行阶段，通过猪肉收储和放储的方式，形成行为上的“即期冲击”，挤压养殖主体的非理性泡沫。通过以上两方面，加强政府对养殖主体的理性预期管理，进而减少产能大幅度波动。
3.完善生猪重大疫病应急管理体系，提高猪肉价格即期干预能力。畜牧管理部门应建立多层级的动物疫病快速响应体系，及时研判疫病的危害程度，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理”。在疫病发生后，导致短期内出现猪肉供给不足、推高猪肉价格的情形，可及时调整猪肉进口税率，加大从国际市场进口猪肉的力度，缓解短期猪肉供给紧张的局面。
4.警惕一味追求生猪养殖规模化，完善养殖规模户退出机制。在猪肉产能不足时，政府会倾向于扶持生猪龙头企业建立大型规模养殖场，来快速弥补生猪产能缺口。但龙头企业扩张过快，易造成现金流紧张。一旦遭遇周期超预期下行，会导致其资金链断裂，产能大规模出清。因此，需警惕拔苗助长式追求生猪养殖规模化，对于内生动力不足和资源禀赋有限的生猪龙头企业，需要适当控制金融支持力度，避免产能无序扩张。此外，在规模企业破产时，需完善退出机制，如建立纾困基金或并购基金，由国企或其他优质企业承接破产企业名下的优质养殖资产，恢复由于资金断裂产生的生猪生产停滞，降低生猪产能波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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