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发展区域生猪生产技术效率分析——基于超越对数函数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
摘要：发展生猪产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建设农业强国有重要意义，而分析生猪主产区的生产效率可以指导全国生猪的发展。本文以7个中国生猪重点发展地区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前沿分析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不同要素与生猪生产能力间的关系，测算各地大、中、小、散养规模的生猪养殖生产效率，并探究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从产出-投入来看，劳动力投入、物质服务费用、精饲料投入数量对不同养殖规模的生猪产能影响方向存在差异；2016—2020年大规模生猪养殖生产效率在效率前沿面附近保持平稳，小规模和散养生猪养殖生产效率短暂波动后呈现上升趋势；从生产效率来看，乡镇畜牧站专业人员文化程度对生猪生产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种猪发展水平对中小规模生产效率影响显著。基于此，建议在提升小规模养殖标准化的同时，以发展规模化场（户）为主体，增强饲料工业基础、大力推进现代化种猪业水平，以提高生猪养殖生产效率。
0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畜牧兽医年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饲料工业年鉴》。根据《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相关建议，将研究时段设为2016—2020年，选择7个生猪重点发展区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地理位置将其划入不同区域（表1）。
按生猪养殖规模的相关划分标准，将生猪年出栏量分为30头以下（农户散养）、30~100头（小规模养殖）、100~1000头（中规模养殖）、1000头以上（大规模养殖），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及描述如表2所示。
选取Translog生产函数，基于SFA对中国2016—2020年7个省份不同养殖规模的生猪生产技术效率进行测算。
02、不同养殖规模生猪生产函数分析
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SFA-Translog生产函数进行回归（表3）。
大规模养殖：精饲料投入对生猪单产水平呈现“倒U”型影响，投入增加1%单产将增加31.79%；物质服务费和劳动力投入对单产有负向作用，其中物质服务费呈“U”型影响，这说明对于需要机械投入与技术创新的大规模生猪养殖而言，增加劳动力和物质服务费用投入反而会导致单产下降。
中规模养殖：物质服务费用对生猪单产有显著正向影响，增加1%单产物质费用将上升1.23%；物质服务费用和精饲料的交乘项系数为负，说明增加精饲料的投入量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物质服务费用的提升，故对于中规模而言，为实现物质服务费用的效用最大化，应当适度控制精饲料的投入。
小规模养殖：物质服务费用对单产有负向作用，而劳动力和精饲料投入数量对生猪单产具有正向影响，且呈“倒U”型特征，由于小规模养殖户雇工需求量不大，劳动产出效率和精细度较高，故劳动力对小规模单产正向作用显著；交乘项结果则说明物质服务费用增加能促进劳动力产出弹性的提升。
散养模式：物质服务费用增加1%生猪单产将减少0.46%；精饲料投入对单产呈“倒U”型影响；交乘项中，劳动力投入和精饲料的交乘项系数为正，证明增加精饲料投入可促进劳动力产出弹性的提升。
03、生猪生产效率分析
3.1 生猪生产技术效率测度分析
2016—2020年生猪生产重点发展区域各养殖规模生产效率均值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总体来看，各区域4种规模生猪生产效率均值分别为0.997、0.925、0.962、0.936，重点发展区域大规模趋于成熟，其生产效率均值非常接近效率前沿面，其他规模的生产效率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小规模、散养和中规模。
重点发展省份的生猪生产技术效率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各省份大规模的生产效率均值高于其他养殖规模，且接近生产效率前沿面。除河南和重庆外，其他省份的小规模生产效率均值要高于其散户养殖的生产效率均值。
不同地区的生猪生产技术效率均值如图3所示。其中，中规模养殖生猪生产效率均值最高为华北地区，最低为华东地区；小规模效率均值的最大和最小值分别位于华中、华东地区，均值为0.98和0.93；各区域大规模生产效率均值几乎在较高效率水平实现统一。
3.2 生猪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乡镇畜牧站专业人员文化程度、医疗防疫水平、饲料行业发展水平、生猪养殖机械化水平、种猪发展水平作为分析影响生产技术效率的因素，其定义与描述见表4，估计结果见表5。
第一，4种生猪养殖规模下，乡镇畜牧站专业人员文化程度的参数均为正，说明其对生猪生产技术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也证明了提升教育程度不仅可以提升养殖场（户）自身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还可以激励更多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第二，从作用方向来看，虽然饲料行业发展水平和医疗防疫水平对4种养殖规模的作用都不显著，但饲料行业发展水平对不同规模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小规模影响为负而对其他规模影响为正，浓缩饲料产量的增长不会引起生猪生产效率的上升。而医疗防疫水平对各个规模的生猪生产效率均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由于乡镇畜牧兽医站的数量多不代表其疫病防治水平高，在一些落后乡镇中，未匹配专业人员设备的防疫站形同虚设。
第三，机械化水平对大规模养殖的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种猪业发展水平对散户养殖和小规模养殖的生猪生产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能繁母猪存栏率增加，可为下一周期生猪产能提供支持，减少了对生猪进口的依存度，从而提高生猪养殖生产效率。而能繁母猪存栏率对中规模和大规模的生产效率产生负向作用，表明规模化生猪生产的效率提升不能仅依赖于种猪数量，更要培育多种类的种猪资源。
04、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从影响不同养殖规模生猪产出的因素来看，精饲料投入数量对大规模、小规模养殖生猪的单位产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呈“倒U”型。除中规模生猪养殖以外，增加物质服务费用会降低生猪单产水平。对于小规模和散户养殖而言，增加物质服务费用会一定程度上促进劳动力产出弹性的提升，而小规模生猪养殖场（户）增加精饲料投入会显著降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从生产技术效率来看，效率值与饲养规模不成正比。2016—2020年生猪重点发展区域大规模养殖的生猪生产效率均值最高，且极其接近于效率前沿面，中规模生猪养殖的生产效率均值5年间在较低水平趋于平稳。在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下，小规模和散户养殖的生猪 生产效率均值出现波动，但二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各生产区之间大规模养殖的生产效率均值差异不大。华中地区小规模养殖的生产效率均值是各地区中最高的，且其散户饲养规模下的生猪生产效率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另外，乡镇畜牧站专业人员文化程度对4种规模生猪养殖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种猪发展水平对中小规模生产效率影响显著，机械化水平对大规模养殖生产效率有显著影响。
4.2 政策建议
4.2.1 建立完善生猪生产风险应急调控机制
利用大数据信息平台，构建生猪全产业链风险等级监控系统，以期提高发布的预警信息的传播效率，降低猪瘟等疫病影响；提高各地防疫水平，确保乡镇防疫站专业人员定期 对农户进行指导，降低生猪生产主体的损失；保障能繁母猪合理存栏量，以调整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实现 生猪产能逆周期调控；政府根据市场需求变动灵活调整猪肉收储政策，不断提升猪肉供应安全保障能力。
4.2.2 转变规模选择方式，实现提质增效
摒弃一味扩大规模增加产出的旧路径，结合不同生猪生产区域特点发展适宜养殖规模，采用科学细化的管理模式，推动各养殖规模生猪产能协调发展，尤其提升大规模与中规模养殖户的生猪生产效率。在稳定维持小规模和散养农户生猪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专业技术设备和人才，培育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中小养殖场（户）改变传统饲养方式，推进高效化生产，同时配套兽医防疫服务，增强农户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在要素投入上，要针对不同的规模调整投入比例，加速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逐步从资本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创新密集型转变，摆脱数量型增长的困境，实现质量效率型增长。
4.2.3加快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
积极落实《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配套良种良法不仅可以降低生猪养殖成本，提高生猪养殖生产效率，还能从根本上提升生猪产业竞争力。坚持保护和开发双线推进，建立国家级种猪遗传资源保护场，同时种猪遗传评估中心组织开展各地猪品种登记，实现遗传DNA特征库精准对应身份信息，从而达到高效管理。加大对良种工程项目扶持力度，积极引导生猪养殖行业龙头企业增加育种资金投入。
4.2.4提升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推进生猪产业现代化
采用标准化、机械化、专业化的饲养模式提升规模场的养殖水平；规范生猪屠宰加工步骤，各地区生猪质检部门加强生猪质量监管追溯，不仅要追求产量稳定，更要 实现优质发展；依托循环农业推行生猪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生产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配套完善基层兽医防疫体系，完善尤其是小农户的生猪养殖保障机制，加大能繁母猪保险和育肥猪保险等政策性投入。积极应对客观存在的“猪周期”，以技术创新和科学化管理为纽带，推动全产业链协调发展，实现生猪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生产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