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度重视本土猪发展，为何还要引进外国猪改良血统？
最近，有“猪芯片”之称的种猪培育问题在国内得到高度重视。生猪种业的长期稳定，直接关乎国家“肉篮子”安全。资料显示，我国平均一年就要吃掉7亿头猪。而在这些消费的猪肉当中，大约90%都有引进国外品种的血统。
01、为什么需要种猪？
受非洲猪瘟导致生猪产能下降等因素影响，我国最近两年甚至出现了引种高峰，2020年种猪进口数量一度达到了近3万头，2021年种猪进口数量也有2万头左右。
为什么需要种猪？这主要是在猪养殖的产业链中，种猪处于金字塔顶端，通过选择好的种猪进行配对繁殖，产出第二代、第三代优质生猪，才能保证向市场提供口味更佳、品质更好的商品猪。
对我国而言，除了2020年、2021年引进大规模种猪外，以往的年份中，我国也有不少时间引进了一定规模的优质种猪进行配套杂交。这也导致了我国长时间以来消费的猪肉大部分都是“外国血统”。
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又为何时不时进口大量种猪？究其原因，是我国生猪种业却大而不强，国产“猪芯片”质量不高，还有就是我国本土猪的逐渐灭绝。
尽管我国的种猪确实存在品质好、风味佳的优点，但是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猪吃得多却长得慢，瘦肉率还低，无法满足国内快速增长的庞大的猪肉消费需求。
而引进的进口猪则克服了这些缺点。
相比之下，国外的“杜长大”（美国的杜洛克猪、丹麦的长白猪、英国的大约克夏猪）等进口品种仅需150天左右就可以长到100公斤并被送上餐桌，且健康度较好，而国内土猪可能要163天左右才可出栏进入消费市场。
另外，国内的土猪增重一公斤就要饲喂4-6公斤的饲料，而“杜长大”增重一公斤所需的饲料可减少至2-3公斤；与古代偏好油水更多的肥肉相比，现代人更喜欢风味与营养更佳的瘦肉，但国内土猪脂肪含量普遍较高，一般达到近60%，而国外进口猪才40%。
故而，不少国内吃得多、长得慢、肥肉多的土猪就被逐渐淘汰，陷入灭绝的境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外国优质种猪的不断引进。
02、育种改良下取得成效
在引进外国优质种猪后，国内也在不断地进行种猪改良，以期拥有自己优质的种猪种源。
一般而言，市场上流通的大多都是经过杂交后的三元商品猪，而由于外国种猪的优良品质，其中又以外三元商品猪居多。
目前全球应用最广的则是丹麦的长白猪、英国的大约克夏猪以及美国的杜洛克猪3个品种进行杂交配对的三元配套体系。
就外国种猪持有的各类优点来看，这3个猪种各有优势与缺点。
丹麦长白猪与大约克夏猪都具备生长速度快、饲料利用率及瘦肉率高、母猪泌乳性好且产仔多的优点，但长白猪体质弱、营养要求高；而杜洛克猪增重快、瘦肉率高、品质好但产仔数低、母性差。
通过将长白猪与大约克夏猪杂交产生高繁殖性能的二元母猪后，再将二元母猪与杜洛克猪杂交，通过基因交融，最后产出全球生猪市场上最为主流与通用的且具备瘦肉率高、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等多个优势的商品猪杂交组合。
在这种全球普遍的杂交体系下，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开始引进“杜长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选育，以避免长时间被外国“卡脖子”。
2009年，为了实施本土化选育，我国启动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进一步加快系统选育。另外，我国还曾高价进口英国猪精液，以促进猪种的遗传改良研究。
除杂交育种外，我国逐步重视起了本土猪种的保护，不仅建立了几十个国家级地方猪保种场及保护区，开展猪遗传材料的采集保存工作，还实施大规模的联合育种，在一定范围内将优质遗传资源共享，通过改造遗传基因以创造出品质更好、优点更多的猪种。
例如，湖南地方猪“芯片”和新品种培育取得重大进展。据了解，针对目前地方猪品种遗传基础和基因资源研究不足的问题，在系统挖掘湖南省地方猪优异特色性状功能基因的基础上，开发和优化基因组育种技术。已经完成了地方猪60K SNP芯片开发设计工作，芯片包含了宁乡猪、沙子岭猪等地方猪的变异位点，芯片的开发为湖南地方猪开展基因组选择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依托本项目开展的广益黑猪、湘岭猪、湘村黑猪壹号、楚沩香黑猪等新品种（系）培育工作也进展顺利，这些新品种（系）将极大满足人们对优质美味猪肉的需求，对打造生猪种业“华系芯片”，引领现代特色优质生猪产业发展、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03、种业振兴仍要时间
进一步来看，我国在猪种业面临的难题还真不少。
除了专业化的种猪公司仍处于发展阶段等育种体系还不够完善等问题外，相比于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应用BLUP法（即一种动物育种值估计应用中相当广泛的先进统计方法）等操作，我国在各类新技术的应用上也相对滞后。
另外，与国外种猪测定性状达10多个以上、测定数量为核心群数量的7-10倍相比，我国每年测定的性状更少，测定的数量仅为核心群的2倍，存在测定基础薄弱的特定。
这并不利于相关数据库的累积与种猪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发展。
然而，仅仅依靠海外种猪定然是不行的。先不说引进的并非第一梯队的优质种猪，缺乏选育管理后的猪资源退化等“卡脖子”问题，单单是种猪的引进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那么面对国内外的差距以及种猪进口等问题，如何进行解决，国家层面也给出了对策。
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了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则对种业振兴做出了顶层设计。
2021年，新一轮的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就此开始实施，将主攻支持区域性联合育种的发展、推动育种体系的全面升级等方面，通过解决“好不好”、“强不强”的问题，来强化我国的育种基础与育种体系。
这也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联合育种及遗传改良等可解决海外种猪资源“卡脖子”等问题的方向将会成为国内种猪发展的重点之一。
不过，在育种方面，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牧医所猪遗传育种科技创新团队执行首席之前的表示，新品种的培育一般要经过遗传资源的融合后，再经过世代选育，最终才达到新品种审定的要求。
可见，本就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国内种猪育种要想后来居上，并非易事。未来，有没有可能大众吃到的基本都是纯国内猪肉品种，甚至向外国反向输出优质猪种资源，这大概率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畜牧业（ID：zgmytx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