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 中、美、巴西的一场世纪大博弈, 迎来彻底反转?
导 读
近期，巴西总统卢拉率大型代表团开启访华之旅，据传代表团中涉农官员和商界领袖人数众多。作为农产品出口大国，巴西在过去几年超越美国，成为中国大豆、鸡肉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在全球农业贸易中，大豆是体量最大、交易最集中的领域：中国占据超过60%全球大豆进口量，对外依存度达85%，且仍在上升；与此同时，巴西和美国提供全球80%的大豆出口，占中国进口量90%以上。如此集中的大豆贸易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在此格局下，中国的大豆供给又是否安全呢？
在本报告中，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中心对全球大豆贸易格局作了深入回顾，并做出相应预测。本报告认为：为应对动物饲料蛋白质（豆粕）和食用植物油（大豆油）的需求，中国国内有利于大豆进口的关税结构、偏好谷物生产的农业政策、大豆压榨加工产业链的快速扩张，都推动了大豆进口的增长。在供给侧，美国更灵活的农业扶持政策刺激了美国农民积极转向大豆，而巴西在其内陆相对贫瘠的塞拉多地区开荒扩大产能，共同推动了近年来的供应增长。
本报告详细比较中、巴、美的大豆生产和运输成本，认为巴西和美国还将继续维持出口大国的地位。受限于较高的土地成本，即便是在广袤的黑龙江土地上，中国当前大豆生产仍依赖政府补贴和扶持，否则难以产生正向收益。巴西在塞拉多地区地区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但运抵出海港口的成本却显著高于美国，总成本略高于美国。随着中方试图调整国内的大豆进口格局，巴西将是未来十年最大的大豆出口国。
然而报告也指出，要培养出下一个大豆出口大国（如阿根廷）所需自然资源、政策扶持以及国际市场环境很难同时获得，中国的海外产能投资也面临诸多障碍。由于巴、美的出口竞争，大豆价格已相对平稳并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虽然过去几年大豆贸易明显受到了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净出口增速放缓，但中、巴、美依然会处在一个相对均衡的三国集中格局。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世界权力的迭代与重组”系列之三，编译自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中心报告（2019年6月），原题为《中国、美国和巴西在大豆贸易中的相互依存关系》（《Interdependence of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in Soybean Trade》）。由于美方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本文仅反映局部信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中国、美国和巴西在大豆贸易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引言
中国占全球大豆进口量的60%以上，而美国和巴西共同提供全球出口量的80%以上。本报告回顾大豆贸易“地理集中”背后的因素。在需求侧，本报告讨论中国对豆粕和大豆油不断增长的需求，其有利于大豆进口的政策，以及中国加工能力的快速增长。此外，报告回顾美国、巴西和中国的大豆生产趋势，比较主要国家的生产和运输成本，并分析面向中国的出口价格和进口支付价格的趋势和波动。结合当前国际农产品贸易政策趋势，报告预测未来中-美-巴三国在大豆贸易上的相互依存仍将继续。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作者丹·摩根（Dan Morgan）在〈谷物商》（Merchants of Grain）一书中写到，美国和巴西占了大部分大豆出口，欧洲国家是主要进口国。摩根认为，这种地理上的集中鼓励了国际贸易的增长，因为它促进了跨大洲的大豆采购、加工和运输。
四十年后，全球大豆贸易规模大幅增长，从1979/80年度的2800万公吨到2017/18年度的1.53亿公吨。美国和巴西仍占大豆出口的80%以上，推动贸易急剧增长的进口国则转变为了中国。中国的大豆进口量在2002年超过了欧盟，2017年则达到欧盟进口量的六倍。在20世纪70年代，摩根指出西方的几大粮商是大豆贸易的最关键参与者，而如今一些总部设在亚洲的新公司也在市场上非常活跃。
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美国农业部就长期保持对中国大豆贸易政策的观察。此外，美国农业部对巴西和阿根廷等美国大豆和玉米的出口竞争对手也有持续跟踪，并且对巴西的农业生产结构和能力有深入的分析。在2016年，大豆及其产品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小麦和粗粮，成为全球贸易量最大的农产品，占总额的10%以上。此外，分析师认为，近期全球农产品贸易增长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大豆进口量。英国《金融时报》也将大豆称为“世纪作物”。
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大豆贸易的规模及其地理集中度也让其备受关注。美国农业部的研究认为，受到关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美国大豆的进口占比将逐步下滑到一个新的稳定量，价格也将在波动后逐步趋于平稳。虽然中-美-巴三国的大豆贸易依存仍将存在，但各国比重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美国、巴西的全球大豆贸易三角
大豆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地理集中是全球大豆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在2016/17年度，美国和巴西共占世界大豆出口的83%。美国出口了5900万公吨大豆，巴西出口了6300万公吨，阿根廷作为第三大出口国，出口了690百万吨。中国是当年美国61%的大豆出口和巴西77%的大豆出口的目的地（图1）（译者注：2016/17年度，阿根廷出口了3130万吨的豆粕和540万吨的大豆油） 。
美国和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占2016/17年度所有大豆贸易量的三分之二。此外，美国大豆还出口到其他亚洲国家（19%）、欧盟（8%）和墨西哥（7%）。巴西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占其出口的11%，对欧盟的销售占8%。
图1 2016/17年度主要的大豆出口国和目的地
在2016/17年度，中国占所有大豆进口的65%。没有任何国家会在一类农产品的进口中的占据如此大的份额——当年最大的猪肉进口国（也是中国）也仅占猪肉进口的27%，最大的棉花进口国（孟加拉国）占棉花进口的18%，都远远低于中国的大豆进口份额（表1）。
表1 2016/17年度主要农产品的进出口国所占全球贸易份额
对中国的出口是美国和巴西大豆生产的重要部分。在2016/17年度，美国产出了1.17亿公吨大豆，向中国出口了3600公吨（表2）。对中国的出口相当于2016/17年度美国大豆产量的31%。巴西的大豆生产者甚至更依赖对中国的出口。巴西产出了1.14亿公吨的大豆，向中国出口了49公吨，占当年43%的总产能。除了巴西和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在2016/17年度共产出1.2亿公吨的大豆，但是只向中国出口了900公吨。
表2 2016/17年度中国对美国、巴西、其他国家大豆出口的重要性
事实上，大豆是美国和巴西向中国出口的最主要的农产品。2017年期间，价值123亿美元的大豆出口占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63%。在在美国对其他地区的农产品出口中，大豆占比不到20%（图2）。美国大豆对东南亚（第二大目的地）的出口额为19.5亿美元，但仅占该地区农产品出口的17%。大豆占美国对欧盟的农产品出口份额为14%，对中东和北非为10%，对其他东亚国家为7%。
图2 2017年美国农产品出口统计
大豆在巴西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中的份额甚至更大。2017年期间，203亿美元的大豆出口占巴西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近88%（图3）。欧盟是巴西大豆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占巴西对欧盟农产品出口的14%，。大豆贸易的集中意味着，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巴西是唯一中国海量大豆进口的唯一替代选项（图4）。
图3 2017年巴西农产品出口统计
图4 中国大豆月度进口数据（2017年10月至2019年3月）
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中国从巴西进口的大豆比上年同期增加1145万公吨，对加拿大大豆的进口量增加了170百万吨，但是从其他国家的进口量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表3）。从巴西进口的增加只是部分抵消了美国大豆进口的2170万公吨的下降。中国在2018/19销售年度前6个月的大豆进口总量比2017/18年度同期减少近8.8百万吨。
表3 中国大豆进口情况（2017-2019，单位：1000公吨）
与此同时，2018年期间，美国对欧盟、埃及、伊朗、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大豆出口增加，并没有完全抵消对中国出口的下降（图5）。在2018/19美国大豆销售年度的前6个月，对中国的出口量比上年同期减少2170百万吨（表4）。美国大豆价格相对较低，阿根廷（由于干旱导致）产量减少，刺激了欧盟国家、其他亚洲国家、埃及、伊朗、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1180公吨的额外需求。但这一额外需求并没有抵消对中国销售量的逐年下降。
图5 美国大豆每月出口量（2017年8月至2019年2月）
表4 美国大豆出口情况（2017-2019，单位：1000公吨）
▍中国为何需要进口海量大豆？饲料与食用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大豆进口增长的最大部分。从2000/01年度（中国加入WTO的前一年）到2016/17年度，中国的进口量增加了8000公吨，占世界大豆贸易增长的88%（图6）。中国的大豆进口量在2006年至2016年增长了近6500公吨后，在2018年期间出现了15年来的首次下降。
图6 全球大豆的进口统计与预测（1990-2028）
在中美贸易摩擦出现前，全球大豆的进口增长放缓的已显露迹象。2018年，美国农业部预测2017-27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将（仅）增加4600万公吨，2019年的最新“十年预测”更是调低至3800万公吨。尽管增长速度放缓，但由于中国不断增长结构性需求，其进口量仍将占到2018-28年全球大豆贸易增长的85%。
（一）动物蛋白和食用油消费增长带动大豆需求
中国的大豆进口是由对动物蛋白和食用油的需求推动的，这是中国饮食多样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进口的大豆几乎全部用于生产供给中国牲畜的高蛋白膳食，以及供给中国消费者的食用油。通过自由进口大豆，中国计划提高畜牧业的生产力，并扩大食用油的供应，而食用油对大多数类型的中国菜肴都很重要。
在 1990 年代之前，中国曾抑制了食用油和肉类的生产和消费。彼时，中国的农业计划重点是生产谷物，以满足基本的食物需求。通过大米和猪肉等商品出口所产生的外汇，被用来填补小麦、植物油和棉花的供应短缺。在1990年代，中国逐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削减关税，并取消对大豆、非谷物饲料和食用油的进口配额。虽然，中国人对动物饲料中的蛋白质和食用油的迫切需求导致了大豆进口的快速增长。
此外，中国在1990年代逐步推动贸易自由化改革，其关税结构也有利于大豆的进口。2001年，中国签订的入世协议对进口大豆设定了3%的低关税，而豆粕和豆油面临的关税略高（表5）。这种关税结构鼓励中国进口未加工的大豆，而不是进口中间产品（如豆粕和豆油）。中国对最终产品（肉类）的关税也高于大豆关税。（译者注：1990年代中期，国内大豆加工商抱怨进口豆粕和走私豆油压低了行业利润率。1999年，利于豆粕进口的税收政策最终被推翻。）
表5 中国对主要农产品征收的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2018年）
中国没有对大豆实行进口配额限制，但对中国豆农种植的替代作物（玉米、小麦和水稻）以及中国种植的其他油料作物（油菜籽、花生、葵花籽）设定了更高的关税和配额保护。中国的入世协议规定了限制进口食用油的配额，但这些配额在2005年被允许到期。这种关税结构入世的近20年里基本保持不变。
（译者注：进口大豆在加工厂被粉碎，然后提取食用油和的豆粕。根据2018年数据，每1000公斤进口大豆能够产出约800公斤的豆粕和180公斤的油，可以通过对比豆粕和油的总价与大豆的进口成本，进而计算进口商利润率。国产大豆主要用于生产豆腐、豆浆、酱油和营养保健品等。虽然这些产品的消费也在增长，但增速低于食用油和豆粕。）
中国对大豆进口的低关税制度和强劲需求反映在其巨大份额上。2018年期间，大豆是中国农产品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占30%（图7）。相比之下，谷物的进口仅占农产品进口的5%。脂肪和油类（包括棕榈、油菜籽、大豆和其他各种油）占农产品进口的7%。高蛋白粉（包括鱼粉、菜籽粉和棕榈仁粉）的进口量远远小于大豆进口量。中国消费的大多数肉类是在国内生产的，使用的是由豆粕、谷物和其他饲料原料制成的饲料，但肉类的进口一直在增加。2018年期间，肉类占中国农产品进口的9%。
图7 2018年中国的各类农产品进口情况
自从中国开始进口大豆以来，中国的豆粕和豆油消费也有了很大的增长。美国农业部生产、供应和分销数据库估计，1990年中国的豆粕和豆油消费量各为100公吨。2016/17年度，估计豆粕消费量增长到6860公吨，大豆油消费量增长到1640公吨（图8）。其中，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豆粕消费量增加了近4000公吨，大豆油消费量增长了770公吨。随着消费者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消费习惯，预计未来消费还将继续增长。
图8 中国国内豆粕和大豆油的消费量统计与预测（1990-2028）
中国机构近年来的预测也预计中国的豆粕消费增长速度将放缓。中国农业科学院曾指出畜牧业产品消费增长是一个有影响的趋势，但从2016年到2035年，豆粕消费累计增长可能仅200公吨。2019年，中国农业农村部也估计，中国的大豆需求将不断上升，但10年内大豆消费量将增加1400公吨，大豆油消费量将增加50万公吨。
（二）加工能力的扩大推动了大豆的进口
中国大豆进口快速增长的另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大豆压榨行业的扩张。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2018年统计，2001年至2016年期间，国内大豆加工能力从2000公吨扩大到1.6亿公吨，国内几十家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而迅速扩张，导致产能过剩和利润率低下。因此，许多公司不顾低利润率而进口大豆，以防止产能闲置，进而维持现金流并保持市场份额。
在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旗下的压榨厂和中外合资企业是主要大豆进口商。许多加工厂都位于港口附近，以方便使用进口大豆。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外国企业被允许独立经营，其进口和加工份额迅速增加。2008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大豆加工业的相关规划（译者注：《关于促进大豆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划文件发布后，国内企业增加了更多产能，目前该行业160吨的产能几乎是计划目标上限的两倍。
中国的大豆加工行业竞争激烈，数以百计的各种规模和所有权类型的公司都在从事大豆和其他油料加工。中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2013年经济普查报告称，在植物油加工行业的9559家企业中，超过44%的企业创办于2009-2013年间开业，另有44%的企业创办于2000-2007年。报告还指出，2013年中国私营企业占植物油加工企业的三分之二以上，雇佣了该行业一半人员；此外还有127家跨国公司和103家国有企业，员工人数占行业的10%左右（表6）。
表6 2013年中国植物油加工行业统计
行业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大豆加工商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丰益国际集团（Wilmar）和中粮集团。此外，其他顶级加工商包括国有企业九三集团（属于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系统）、中储粮集团（负责持有国家粮食和食用油储备）、中纺集团（2010年与中粮集团合并），跨国企业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以及中资企业如渤海实业、盼盼、山东香驰和山东三维等。
ERS通过对中国海关和美国农业部数据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中粮集团和丰益国际的大豆进口量几乎相等。如果将中粮集团的进口量与中纺集团的进口量相加，那么中粮集团将成为最大的进口商。在中国，国有企业占大豆进口量的31%，略高于跨国公司27%的进口份额。4家国有企业和3家跨国公司占据前10名榜单。其他类型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地方政府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等，占大豆进口的40％。
图9 中国大豆进口商分类统计（2015-2017）
前10家进口商占总量的64%，几乎每月都有大豆进口。4家进口商每月都有进口记录，21家企业在26个月中至少有20个月有进口。许多较小的公司零星地进口少量产品。64家公司在15个月中只有1个月有进口。其中，国有企业的快速扩张，在推动中国近期的大豆进口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九三集团从加工黑龙江国营农场种植的大豆的传统业务，扩展到经营中国沿海的众多压榨设施。九三集团和中粮集团的设施在使广西省成为增长最快的大豆进口地区之一。北大荒（九三集团的母公司）、重庆粮食集团、中储粮集团和中粮集团对海外大豆农场、加工和物流进行了投资，这是中国2008年粮食安全计划中提出的“走出去”对外投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关税后，国有企业中储粮集团和中粮集团的代表表示“决心不购买美国大豆”。同年晚些时候，为缓解紧张贸易局势，这些企业又被报道重新成为美国大豆的主要买家。
（三）影响中国大豆需求的其他举措
转基因大豆政策是影响大豆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允许进口转基因大豆品种用于大豆压榨，但这些品种必须经过中国有关科学委员会的评估和批准，并且转基因大豆不能在中国进行商业种植。这种监管结构导致了中国市场的分化。中国国产大豆主要用于生产大豆食品，如豆腐、酱油、蛋白质补充剂和高价的非转基因大豆油。进口大豆主要用于大豆压榨业的主要原料。
在2017/18销售年度，质量问题影响了美国大豆的进口。据报道，由于美国大豆的蛋白质含量下降，中国进口商部分转而采购巴西大豆。此外，2018年10月，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出台了降低猪和家禽饲料中蛋白质含量的新标准，可能会影响对大豆的需求。中方表示，新标准的目的是通过减少动物新陈代谢的压力来提高饲料效率，并通过减少未被牲畜吸收的营养物质的排泄来降低环境影响。此外，饲料标准可以每年减少1100万吨豆粕使用量，并逐步降低中国对进口蛋白材料的依赖。
在中国于2018年7月对美国大豆征收25%的关税后，中方采取了几种策略来补充豆粕供应：海关总署解除了对从印度进口菜籽粕的禁令、财政部从2018年11月1日起取消了豆粕出口的增值税退税；财政部宣布从2018年7月1日起取消来自印度、韩国、孟加拉国、老挝和斯里兰卡的大豆和豆粕的关税，作为完成亚太贸易协定努力的一部分；海关总署宣布了一项协议，对埃塞俄比亚大豆的进口开放中国市场；从政府储备中拍卖了200万吨大豆；海关总署从2018年6月1日起，将油菜籽、花生、棕榈核、葵花籽、棉籽和糖加工制成的进口农产品列入免于边境检查的项目清单。豆粕被排除在该清单之外；国务院宣布从2019年1月1日起暂时取消植物油的进口关税。
在2018年和2019年期间，中国的畜牧业生产和豆粕需求都受到几个因素的不利影响，包括经济增长缓慢、禁止水体和居民区附近开办畜禽养殖场、信贷收紧影响养殖场现金流，以及非洲猪瘟传播导致农民削减猪库存。此外，更高的用药、检疫和环保要求，可能会将更多的小规模和泔水喂养农户挤出市场，并将消费者需求从猪肉转向家禽、牛肉、和其他动物蛋白。
▍高产能与低成本：美国和巴西巨量大豆出口的驱动因素
美国和巴西占了世界大豆出口增长的大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是最主要的大豆出口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和巴西的出口都有所增加，以供应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但巴西的出口增长最快。从2000年到2016年，美国的大豆出口从2700到5900公吨，增长了一倍多，但巴西的出口增长了四倍--从1500公吨米到6300公吨（图10）。假设中国的大豆关税继续存在，美国农业部预计，如果中国对美关税框架不变，2028年巴西的大豆出口将上升到9610公吨。
图10 主要国家的大豆出口统计与预测（1990-2028）
（译者注：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后，美国对华出口量强劲反弹。2022年，美国对中国的大豆、玉米、牛肉、鸡肉、树坚果和高粱等农产品的出口总值都创下了新高。大豆占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的近50%，达到创纪录的164亿美元，比2021年的刚创下纪录还高出22亿多美元。受到南美严重干旱、俄乌冲突和印尼棕榈油出口禁令等影响，2022年的美国大豆出口的平均单价攀升了24%，达到622美元/公吨。）
2002年，巴西的出口份额首次与美国持平，当时两国都提供了中国大豆进口的约35%（图11）。从2002年到2011年，每个国家在中国大豆进口中的份额在35%到50%之间波动。2012年到2016年期间，巴西的份额上升到近50%，而美国的份额下降到不到40%。2017年美国的份额下降到30%，因为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的关税在市场年度后期生效。随着25%关税在中国2018/19市场年度的前5个月全面生效，巴西的份额上升到77%，而美国的份额下降到4%。
图11 中国大豆进口中美国和巴西的份额（1995-2019）
中国从美国和巴西的进口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与北半球和南半球的不同收获时间相对应。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大豆抵达中国的高峰期通常在每年11月至次年3月，而巴西大豆的抵达高峰期在5月至9月（图12）。相反，在12月至次年2月期间，巴西大豆抵达量极少，而6月至8月期间美国大豆抵达量很少。在2018年期间，中国对巴西大豆的进口量持续高涨，到8月至12月通常开始大批从美国进口。
图12 中国进口美国和巴西大豆的季节性模式（10年平均值）
（一）大豆产量的增长推动了美国和巴西的出口
美国和巴西作为出口国的主导地位反映了20世纪大豆作为主要作物在这些国家的兴起。历史上，中国才是大豆的种植中心，但由于中国农民倾向于种植玉米、水稻和蔬菜等能产生较高净收益的作物，因此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大豆产量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在21世纪，尽管有一系列的补贴和改善农作物布局的规划，但中国的大豆产量也只是略有增长。
美国在20世纪成为顶级的大豆生产国。最早是在19世纪美国从中国获得大豆种植技术，经过几十年的食品和工业用途的实验，美国人开发了商业上可行的技术，能够从大豆中提取油，并在动物饲料中加入豆粕。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食品加工业和畜牧业的需求刺激了大豆产量的增长。
美国的大豆产量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超过中国，并在2018年增长到1.236亿万公吨的峰值，这几乎是中国同年1600万公吨产量的8倍（图13）。美国农业部预计，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未来美国大豆产量的增长将取决于国内需求和其他出口市场的增长。
图13 中国、美国和巴西大豆产量统计与预测（1925-2028）
巴西最近扩大的大豆产能也是中国进口猛增的重要支撑。巴西的大豆生产始于20世纪60年代，随着种植业向该国内陆地区的扩展和产量的提高，该国产量迅速增长，并在1970年代超过了中国，于2012年赶上了美国。在2017/18年度，巴西和美国各生产了约1.2亿万公吨的大豆。美国农业部预计，到2028/29年，巴西的大豆产量增长将超过美国的产量，达到1.6亿公吨。巴西产能的快速增长反映了该区域土地的可利用性、热带气候下大豆和玉米的复种能力，以及中国优化大豆进口结构的规划。
此外，美国通过技术创新和扩大种植面积来扩大大豆产量。在美国的政策支持下，美国能够更灵活地选择当年的作物：美国在1990年和1996年推出的农业相关立法，将与玉米和小麦基本亩数挂钩的“补贴付款”改为“脱钩付款”，使美国农民在根据市场价格做出种植决定时有更大的灵活性。美国的大豆收获面积从1990年的不足2300万公顷增加到2000年的近3000万公顷。
到2000年，美国的大豆面积与玉米面积持平，而小麦面积则有所下降（图14）。在乙醇需求和玉米价格走强的吸引下，美国农民在2006年至2014年期间将土地从大豆转向玉米。随着2013年和2014年期间作物价格下跌，对中国的大豆出口是农业商品需求的一个增长部分，促使大豆面积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出现反弹，在2017年达到3620万公顷的峰值。
图14 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的收获面积统计与预测（1990-2027）
此外，适应短生长期的高产大豆新品种也促使大豆种植向美国北方扩展，进入北部平原的传统小麦种植区。耐药性品种带来的成本节约促进了全美所有地区的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在2018/19年度，美国大豆收获面积仍处于历史高位，为3567万公顷。然而，在中国对美大豆进口态度的调整的背景下，美国农业部在2019年预计美国大豆面积将下降，并促使农民将土地从大豆转向玉米和小麦，并在此后适度上升。
此外，巴西用于种植大豆的土地面积也在急剧增长。在1960年代，巴西的传统的生产地区是最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这里将大豆与小麦进行复种。作为1960年代初农业多样化努力的一部分，在南里奥格兰德州北部的巴拉那州（Paraná），大豆被引入作为咖啡的替代品。摩根的书中曾写到，1970年代美国的大豆出口禁运和高价促使跨国公司和日本公司加大对巴西大豆产业的投资。军政府结束后，巴西政经格局偏稳吸引到大量内外投资，以及1990年代中期全球大宗商品繁荣，也都刺激了南美地区的农业生产。
针对被称为塞拉多（Cerrado）的广阔草原的长期农业发展战略，将巴西大豆生产的前沿推向了广阔的内陆地区。从1997年到2017年，这个前沿地区内11个州的产量增加了5700万公吨，占巴西全国大豆产量增长的65%（图15、16）。
图15 按地区划分的巴西大豆产量（1990-2017）
图16 巴西地图
2010年，《经济学人》将巴西内陆各州的大豆生产扩张称为“塞拉多的奇迹”。该地区大豆产量的增长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大豆价格的高涨，亚洲对大豆需求的增加，以及巴西决策者希望通过将该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纳入国民经济来维护领土主权。
在政府的支持下，当地开发出了耐受热带气候和塞拉多贫瘠土壤的大豆栽培品种。此外，政府还提供优惠的信贷和税收政策、燃料补贴、化肥补贴、低价土地，并促进农民从传统生产地区向此处迁移，这些也促进了巴西新大豆土地的开辟。对外，巴西也为外资提供了良好的准入制度和营商环境，这使得跨国公司逐步成为巴西大豆产业的主要参与者。
巴西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多样化的地区以及每年种植两种作物的能力，使其能够在不牺牲玉米或小麦产量的情况下增加大豆产量。研究发现，在一年中连续种植大豆和玉米的Safrinha轮作系统是增加巴西热带地区土地产出和收入的关键因素。
巴西的大豆面积从1990年的不足1000万公顷增长到2017年的3500万公顷，远远超过了玉米和小麦面积的增长（图17）。1990年至2017年期间，玉米种植面积从1350万公顷增加到1760万公顷，而小麦面积仍然相当低（不到200万公顷）。美国农业部预计，2028年巴西的大豆面积将继续增加到4480万公顷，而玉米面积将上升到2150万公顷。这种扩张潜力确保了供应充足，并可能意味着巴西有能力成为中国大豆进口的最主要供应商。
图17 巴西大豆、玉米和小麦的收获面积统计与预测（1990-2028）
（二）低生产成本推动了巴西的大豆出口
美国和巴西大豆的国际竞争力主要由生产和运输成本决定。我们的此前研究发现，巴西生产商的土地成本低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然而，如果在巴西塞拉多地区的酸性土壤中生产大豆，需要进行土壤处理、施肥和使用其他农业化学品（通常是进口的），这都增加了成本；而将大豆从内陆运输到港口，也增加了海外买家支付的大豆成本。
经济地理学的原则影响着大豆生产的地点。大豆的生产往往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巴西塞拉多等地区，这些地区土地贫瘠，成本相对较低。此外，大豆通常是大规模和机械化农场生产，所以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密集和工业化地区，农田往往用于种植单位更高价值的作物。在中国，大约40%的大豆产自黑龙江省，这是中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之一。
表7显示了2017年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美国（包括中西部玉米带大部分地区的中心地带）和中国黑龙江省的主要种植区的大豆生产成本的最新比较。我们将成本分为两大类：（1）与大豆生产直接相关的经营费用；（2）与农场的大豆企业相关的一般农场管理费用。
表7 2017年巴西、美国和中国的大豆生产成本及收益比较
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平均大豆生产成本低于阿根廷和美国中心地带的成本，而中国的生产成本比美国和巴西的成本都高很多。将单位面积成本除以平均产量可以看出，马托格罗索州的单位成本为每公吨大豆254美元，美国中心地带为每公吨313美元，每公吨相差近60美元。黑龙江的低产量（比马托格罗索州低33%）放大了中国种植者的单位成本劣势。
生产成本的跨国差异主要归因于土地租金和农场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的差异。马托格罗索州的化肥和化学品支出相对较高，但中国每公顷229美元的农事服务费却反映了当地雇用其他农民或合作社进行耕种和收割的普遍做法。这笔费用几乎等于美国中心地带“机械和设备”间接费用，而刺激的农民或农场主通常拥有自己的设备（但相应的燃料和维修费用也较高）。
农业用地的租金往往由作物的盈利能力和与土地使用相关的补贴所驱动，不同地区的土地租金差异往往反映了来自居住和工业使用的竞争。在马托格罗索这样人口稀少的地区，土地租金往往很低，而在中国这样人口稠密的国家，土地租金往往很高。
同样，马托格罗索州的大豆生产者的劳动力成本（每公顷7美元）比美国中心地带（每公顷56美元）最低，而在中国黑龙江省（每公顷338美元）最高。每公顷的劳动力成本往往与农场的规模和机械化程度成反比。虽然中国的机械化和农场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与美国中心地带和巴西马托格罗索的农场相比，中国的农场规模仍然较小，劳动强度较大。
中国的高生产成本意味着大豆种植者每公顷-290美元的巨大净损失，这让我们很好奇为什么中国农民还要种植大豆。相比美国和巴西，在中国仅仅拥有土地的成本占据这两国成本的50%以上。但如果不考虑土地成本，中国的大豆种植者依然能获得正现金流。据报道，2017年中国政府为大豆农户提供每公顷263美元补贴，2018年每公顷超过700美元。
积极的现金流和补贴可能会让没有什么选择的农民继续种植大豆，但高额的土地租金和劳动力成本则限制了中国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拥有良好的非农收入前景的农民更倾向于放弃耕种，将土地出租给邻居。高额的土地租金也促使中国农民将土地用于玉米和水稻等作物，或转为温室、鱼塘等设施，这些生产方式的每公顷净收益都高于大豆。
在巴西和美国，大豆种植往往集中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因此运输成本会对中国最终大豆进口成本起着重要作用。美国中西部地区生产的大豆历来受益于相对较便宜的河道运输抵达墨西哥湾的港口，或通过铁路运输到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港口。在巴西，内陆各州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很大程度上却被卡车、铁路或这两种运抵港口的组合成本所抵消（图18）。
图18 2017年部分地区大豆到中国（上海）的运输成本
2017年期间，用卡车从马托格罗索北部拖运大豆到巴西的巴拉那瓜港，每公吨成本为93美元。用卡车、铁路和驳船将大豆从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运到墨西哥湾，每公吨花费65美元，比巴西的内部运输成本低28美元。从南达科他州的苏城通过卡车和铁路将大豆运到美国太平洋西北部，每公吨成本为68美元。那一年，从太平洋西北地区港口运往中国的海运费低于从墨西哥湾运来的运费，促使通过太平洋西北地区港口的货运量迅速增加。
在美国多元丰富的运输系统的支撑下，从农场到出口市场的低运输成本是美国大豆在全球市场上的关键竞争力。如果巴西能够降低内部运输成本，美国大豆的竞争力将被削弱。因此，巴西自2007年以来正在酝酿一个更有效的多式联运系统，通过铁路和水路运输更多大豆，并扩大港口容量。此外，政府计划铺设100公里被称为BR-163的公路，可以将从马托格罗索州到北部码头Miritituba的大豆卡车所需时间从3天缩短到1.5天。2017年，从马托格罗索到桑托斯港的新的卡车-铁路联运出口路线上运输了530万公吨的大豆。
值得注意是，近年中国对拉美基础设施的投资激增，其中包括连接巴西内陆各州和港口的几个铁路和公路项目，以及中粮集团通过收购贸易公司Nidera和Noble Agri在桑托斯港获得的码头。尽管建设取得了进展，但卡车司机罢工、大雨和拥堵等因素也影响了巴西国内的大豆运输。
▍动态竞争下的全球大豆贸易趋势
（一）出口竞争使美国和巴西的价格趋于平衡
从这美国和巴西国家运出的大豆的价格通常是参照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期货市场价格进行谈判的，然后不同的港口会有不同的溢价或折扣。尽管中国对进口大豆的需求持续增长，但从2007年到2018年，大豆价格并没有长期性增长。长时间的低价反映了由于巴西产量和出口的快速增长而导致的供应充足，低价格可能有助于维持中国在2015年到2017年期间的大豆进口增长。总体来看，芝加哥期货价格、墨西哥湾美国出口电梯的现金价格和巴西巴拉那瓜港的价格三大主要价格趋势与波动往往是相似（图19）。
图19 美国和巴西大豆月度价格（2007-2019）
美国和巴西价格持平的趋势表明出口商之间存在高度竞争。美国海湾港口的大豆月度价格和巴西港口的价格在2007年至2019年期间，巴拉那瓜的价格很少偏离1或2个月以上。这两种价格的波动往往反映了芝加哥期货价格的变化。美国墨西哥湾地区的价格往往与芝加哥期货价格的关系最为密切。美国墨西哥湾地区的月平均价格，平均比芝加哥期货月价格高5.5%。墨西哥湾-芝加哥价差的标准偏差为2.3个百分点。巴拉那瓜港的价格平均比芝加哥价格高5.1%，但巴拉那瓜-芝加哥价差的标准差大得多，为6.6个百分点，反映出巴西价格更倾向于偏离芝加哥价格。
（二）出口价格的波动反映在中国的进口价格上
中国进口商的大豆价格倾向于遵循与出口价格相同的波动。因为运费和其他成本，到达中国的大豆的价格往往超过芝加哥期货价格。由于3%的关税和13%的增值税（2018年7月增值税降至10%），山东青岛等沿海地区的加工商支付的大豆价格往往超过进口大豆的到岸成本。2007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报告的青岛大豆平均价格在每公吨575美元左右波动（图21）。青岛的平均价格比根据这些年的海关数据计算的美国大豆平均落地价格高19%，比巴西大豆的平均落地价格高17%。青岛的价格平均比美国海湾港口的420美元的大豆平均价格高约37%。
图21 中国大豆（青岛港口）的月度价格（2007-2018）
然而，每日数据显示，在中国征收美国大豆关税后的前4个月，对中国的大豆价格影响不大。青岛（大量进口和加工大豆的港口）的大豆价格从7月初的3400元/公吨上涨到2018年10月的3620元/公吨，累计上涨6%（图22）。与过去的波动相比，这一增长相对温和。该价格仍然远远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豆粕的价格上涨速度更为强劲，在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从3000元/公吨上涨到3600元/公吨，增幅为20%。与预期相反的是，在2018年11月到2019年3月期间，价格上涨出现逆转，与此同时，大豆进口流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价格下降和供应萎缩的结合表明，对大豆最终产品的需求大大减弱。
图22 2018年1月-2019年5月中国大豆和豆粕日价格
（三）中国大豆进口策略调整与海外投资障碍
我们认为，即便中国长期保留对美国大豆的进口关税，大豆贸易的地理集中格局在未来也不可能改变。高产量、成本优势和成熟的营销渠道将使新的国家难以增加大豆出口，从而有效地与巴西和美国生产商竞争。一个新的大豆出口国需要结合支持性的农业政策、低土地成本、大规模农场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物流，才能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过去，巴西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调整生产要素，并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个主要的出口国。阿根廷也是一个主要的大豆生产国，但其倾向于出口豆粕和豆油的政策与中国偏好的大豆原料进口加工政策相冲突。虽然中国倡议通过投资来培育新的出口商，但这样的企业也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大幅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对拉美大豆种植的投资已经遇到了一系列障碍：
中纺集团早在2003年就探讨了在巴西收购农田和物流的问题，但其投资仅限于一个贸易办事处和与农民合作社的关系。
2007年和2008年期间，两家中国公司在巴西启动了一个种植大豆的项目，但扩大耕种业务和出口大豆的计划被削减了。其中一家公司在2011年出售了其股份。
重庆粮食集团在2010年宣布了一项24亿美元的投资，但由于在修建铁路和加工厂方面存在分歧，以及巴西出台了限制外资拥有农田的规定，该项目规模被大幅缩减。重庆的政策调整，国有银行更谨慎的贷款，以及意料之外的工程挑战，影响了该项目的实际产出。
一个计划于2009年和2010年在戈亚斯州实施的项目，在融资和铁路建设方面出现延误后被放弃了。巴西南部的第二个项目因环境问题而被推迟。
2010年宣布的在阿根廷30万公顷土地上种植大豆和其他作物的合资企业，在遭到环保团体的反对后压缩了规模。
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是大豆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使美国出口商难以开发新的大豆市场来替代中国。其他国家不可能复制中国对豆粕和豆油的强劲需求。根据美国农业部在2019年的预测，中国的大豆进口将很快恢复增长，但未来的大豆贸易量将低于之前的预测。基于对美大豆关税保持不变的假设，其他国家的大豆进口量预计在2027年达到6900万公吨，非中国的大豆进口的增加只能抵消中国进口减少的35%。
表8 大豆进出口的预测变化（2016/17至2028/29年度，单位：百万公吨）
简言之，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25%关税的主要短期影响是降低美国农民的大豆价格，并增加中国对巴西作为大豆供应商的依赖。在对美国大豆征收关税后的头几个月，巴西的大量大豆生产使中国能够将采购从美国转向巴西大豆，而对中国的采购价格影响很小。大豆价格低可能会诱使美国农民将大豆的种植转移到玉米和小麦上。在巴西和阿根廷，从中国采购商那里获得高价的农民预计会种植更多的大豆。
如果中国长期维持对美国大豆征收关税，其对大豆进口需求的增长将取决于拉美洲生产商扩大产量的能力。美国将需要为大豆寻找替代市场。中国也计划通过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新供应商那里进口的大豆、其他油类和膳食来取代美国大豆的进口。然而，美国农业部预测，从新的供应商那里增加大豆出口的潜力很小。打造新的大豆出口大国是一个缓慢而昂贵的过程，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慧诺，原文标题：《此刻, 中、美、巴西的一场世纪大博弈, 迎来彻底反转?｜重磅研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