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水产种业对外依存度分析及应对策略研究
一、引言
水产种业是渔业产业链中的核心环节，也是决定水产养殖业发展质量的关键要素。除我国自主开展苗种繁育的水产品种外，一些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国外引进水产品种如南美白对虾、罗非鱼、扇贝、大菱鲆等极大丰富了我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库，为保障我国水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品种仍然对外依赖度较高，受进口市场影响较大，面临“卡脖子”风险。目前国内对水产种业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或分品种进行阐述，刘永新等（2021）指出我国水产品种的核心种源自给率达到85%以上，基本实现了“中国鱼主要用中国种”，但仍存在水产品新品种“良种不良”、商业化水产品育种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应着重在种业科技创新、种业体系建设、种业体制机制等方面加快构建水产品育种科技创新体系和水产种业产业化体系。岳冬冬等（2020）通过分析2013-2018年水产苗种进口贸易数据，指出小虾及对虾、鳗鱼、受精鱼卵及其他鱼种等主要进口苗种种类对水产养殖业发展影响较大，其中鳗鱼增养殖业对进口鳗苗依赖程度较高。刘永新等（2021）国家虾蟹产业技术体系课题组在其所做的《南美白对虾产业发展报告》中提及南美白对虾种苗存在质量不高、生产过程监管不力、市场混乱等问题，邓伟等（2013）、王昌翰（2013）分析了南美白对虾种业现状，指出我国南美白对虾面临种苗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较高，国内苗种良莠不齐、监管困难等问题。张婷婷等（2019）认为在全球鳗鱼资源日趋衰退和国内鳗鱼出口贸易限制的双重压力下，应尽快摸清鳗鱼资源现状，规范鳗鱼养殖业，加强人工繁育技术攻关等。为此，本研究通过分析近年来水产苗种进口的变化特征，梳理出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水产品种类，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存在“卡脖子”风险品种的国内有效供给能力及其种业发展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应对策略，对于提高水产种业竞争力、促进水产养殖业安全发展、稳定国内水产品有效供给和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水产品苗种对外依存度分析
对外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指标，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缩写为GDP）的比重。其中，进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称为进口依存度，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称为出口依存度。本研究利用逆差依存度、进口依存度两项指标，对2013-2019年我国水产苗种进口情况进行分析，并从中筛选对中国水产养殖业具有“卡脖子”影响的种类。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在海关总署统计的水产苗种进口贸易数据中，通过编码协调制度（Harmonized System，缩写为HS）对不同水产苗种种类进行唯一标识，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据此编码规则对水产苗种进口贸易数据进行归类分析，但未包括“观赏的水产动植物”的进出口情况。水产苗种进出口贸易数据范围为2013-2019年，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网站，其中涉及水产苗种生产情况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1．逆差依存度。逆差依存度指水产苗种贸易逆差规模与水产苗种贸易出口规模的比值，说明一国当年的水产苗种贸易逆差规模占出口规模的比例。从该指标名称来看，已经将水产苗种贸易活动界定为“逆差”，因此当出现贸易“顺差”时，该指标值设为0。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水产苗种逆差依存度指标数值的界定，其计算结果为：
2. 进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指水产养殖业实际生产过程中对进口水产苗种的依赖程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进行测算，具体表述为：
从数量平衡的角度而言，水产养殖业发展所需的苗种数量可以表述为：养殖苗种用量=国内生产苗种量+进口苗种量-出口苗种量-增殖放流苗种量-其他减损量
（二） 结论
从进出口贸易量角度进行测算，其中受精鱼卵、其他小虾种苗及对虾种苗、鳗鱼苗等三种水产种苗对外依存度居于前3位，并且与其他水产苗种的进口依存度测算结果差距较大（表1）。从进出口贸易额角度进行测算，其中其他小虾种苗及对虾种苗、受精鱼卵、改良种用蛙苗和鳗鱼苗等四种水产种苗对外依存度居于前4位，并且与其他水产苗种的进口依存度测算结果差距较大（表2）。从水产苗种进口量、进口额、逆差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等指标数据来看，受精鱼卵、其他小虾种苗及对虾种苗、鳗鱼苗等三种水产苗种出现的频率最高（表3），即进口依存度最为“显著”。因此，在当前中国水产养殖业发展阶段，受精鱼卵、其他小虾种苗及对虾种苗、鳗鱼苗等三种水产苗种是主要“卡脖子”种类。
三、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水产苗种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利用逆差依存度、进口依存度两项指标筛选出中国水产养殖业具有“卡脖子”影响的种类主要有南美白对虾、鳗鲡和鲑鳟鱼类，中国作为这些品种的主要养殖国家，正面临着苗种制约相关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问题。
（一）南美白对虾
近年来，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和其他虾类等种虾进口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其中对百姓“菜篮子”影响较大的种类为南美白对虾。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以该品种为代表的水产品种类成为制衡中美双边贸易关税的重要对象之一，“卡脖子”特征明显。南美白对虾原产于南美太平洋沿岸水域，主要分布在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热带水域，从墨西哥湾至秘鲁中部均有分布，以厄瓜多尔附近的海域更为集中，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虾类之一。中国是主要的养殖国家，2020年我国南美白对虾养殖总产量达1862937吨，居世界首位，产值超过300亿元。2020年我国南美白对虾虾苗总量为15070亿尾，相较2019年增幅3.61%（图1）。尽管自2016年起，我国南美白对虾虾苗产量连续突破八千亿、九千亿和万亿尾大关，但我国南美白对虾育苗产量增速仍然呈现较大波动。国内种苗生产主要省份是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海南、广西、云南和甘肃等，其中四大虾苗主产区广东、福建、山东和海南占比最大（图2），分别是28.72%、27.34%、25.84%、12.28%，总占比超过94%，四大主产区各有特点，优势各异。
我国南美白对虾种苗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良种供不应求，且种源主要依赖进口。目前我国南美白对虾一直没有解决种质资源的问题，优良亲虾供应仍然主要依赖进口。与此同时，国外种虾价格也在不断攀升，导致对虾养殖成本居高不下。二是引种病害风险较大。多数引进良种没有针对国内多样化的养殖模式和环境进行测试评估，表现出种种不适应性，而且良种携带的潜在病毒可能随之被引入国内，甚至扩散到养殖中，带来极大的生产风险。三是进口亲虾质量得不到稳定保障。我国每年从国外大量引进亲虾，导致亲虾市场生产扩容过快，质量不能得到保证，从育苗的实际效果来看，不同批次质量参差不齐，对实际生产影响较大。四是国内对虾育种产业分散，行业集中度不高。我国南美白对虾育苗生产管理水平不高，个体经营的苗场居多，缺乏标准化、流程化的技术体系，而国家级的南美白对虾遗传育种中心、良种场、苗繁场等数量较少、生产装备落后、技术投入不足。
（二）鳗鲡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鳗鱼养殖生产国和出口国，鳗鱼养殖总量约占全世界的80%，是我国养殖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中高档淡水养殖品种之一，同时鳗鱼也是我国的主要出口水产品，连续多年在出口创汇单一水产品中排名第一。目前，中国鳗鱼养殖主要依靠天然采捕野生苗种和进口苗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国鳗鱼产业已成为潜力巨大的产业，形成了集鳗苗培育、成鳗养殖、饲料生产、烤鳗及鳗鱼副产品加工、出口一体化的外向型产业链，年产值达百亿元。如图3所示，2011-2020年，我国鳗鱼养殖产量总体上呈现波动式发展，2013-2016年呈现稳定增长趋势，在经历了2017年的陡崖式下降后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020年，全国鳗鱼养殖总产量为25.07万吨，比上年增长6.59%，养殖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11个沿海和内陆省份（图4），产量居前5位的省份按高低依次是广东、福建、江西、江苏和浙江（图5），这5省养殖产量在全国鳗鲡养殖总产量中的占比合计超过98%。其中，广东、福建两省鳗鲡养殖产量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且总体上广东省产量相对稳定，除了2016年产量增长至11万吨，其他年份产量均稳定在10万吨左右。
我国鳗鱼种业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鳗苗投放价格受捕捞量影响明显。由于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过度捕捞以及鳗苗资源总量的日趋衰退，我国鳗苗捕捞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图6），鳗苗捕捞量的下降直接影响了鳗苗投放价格，尤其是这两年受日本种鳗鲡苗种捕获量不足的影响，国内苗种投放价格急剧暴涨，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特征日益明显。二是鳗苗供需缺口对野生资源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鳗鱼人工繁殖核心技术始终未能突破，天然鳗苗捕捞量起伏很大，产业发展对鳗苗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全球对鳗鱼的保护政策使得国内进口鳗苗的压力增大，加上鳗苗的走私出口，导致国内鳗苗供应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对野生鳗苗的捕捞。三是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主要销售市场分布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美国、欧洲、加拿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导致产品易受出口市场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其本土鳗鱼销售的影响而出现价格暴涨暴跌或无法通过质检等问题。四是养殖废水排放、药物残留对水体的污染等环保问题依然严峻，鳗鱼养殖密度大、气温变化等因素造成鳗鱼病害较多。另外，在采捕、暂养及运输等环节由于操作技术不规范而导致的鳗苗资源损失也不容忽视。
（三）鲑鳟鱼类
鲑鳟鱼是一类经济价值较高的特色鱼类，消费需求势头强劲，其中养殖银鲑、虹鳟以及北太平洋的野生鲑鱼市场在不断壮大。尽管目前鲑鳟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还不是主流消费水产品，但随着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人们对水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鲑鳟类水产品消费量将不断增长，在中国养殖生产领域和市场消费领域的关注度也会不断上升。如图7所示，2020年全国鲑养殖总产量为1.62万吨，比上年减少21.05%。2011-2020年，全国的鲑鱼养殖产量除2014和2015年产量达到1万吨，总体还是呈现波动式减少的趋势。全国养殖鲑主要分布在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和西南等16个省份，其中，产量排名前五的是四川、甘肃、吉林、辽宁、西藏，养殖产量分别为423吨、278吨、222吨、161吨和153吨，占全国鳟养殖总产量比重合计近77%，如图8。
2020年全国鳟养殖总产量为3.78万吨，比上年减少4.05%。2011-2020年，全国鳟养殖产量总体呈现波动式增长趋势（见图9），目前全国有24个省市养殖生产鳟，其中超过1000吨产量的有青海、云南、辽宁、新疆、甘肃、重庆、四川、河北、陕西、陕西等10个省份，产量排名前五的地区是青海、云南、辽宁、新疆和甘肃，养殖产量分别为14745吨、5496吨、3288吨、3057吨和1790吨，各占全国鳟养殖总产量的38.97%、14.52%、8.69%、8.08%、4.73%，总比重约占75%，2020年我国鳟主产区产量见图10。
目前，中国养殖鲑鳟鱼类的苗种主要依赖进口。在互惠贸易条件下，中国鲑鳟鱼养殖市场的壮大，对于国际水产种业市场是利好消息，但是对于中国鲑鳟鱼类养殖产业安全而言，种源卡脖子问题也会愈发严重。一是育种技术瓶颈问题亟需突破。我国鲑鳟鱼类长期依赖从国外进口发眼卵，90%以上依靠进口种，目前国内尚未建立规模化商业化的育种团队，也缺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水产资源库和信息库。二是养殖企业经营风险较高、利润微薄。目前我国鲑鳟鱼养殖主要集中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育苗、加工、销售、物流等产业环节相对薄弱，加之这两年新冠疫情对养殖企业影响较大，很多养殖企业经济效益急剧下滑。三是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弱，内需不足。目前国内鲑鳟市场销量增长相对缓慢，消费人群较少，而国外鲑鳟类产品无论在养殖条件、技术，还是营销方面都已经相对完善和成熟，产品价格也较为低廉，对国内养殖产品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四、重点水产品种 “破卡”的应对策略和实现路径
由前文分析可知，目前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水产品品种育种存在着企业育种内生动力不足、产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种业监管保障措施不完善等共性问题，需要根据种业近期和长期发展目标后，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种质资源保护、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方面探寻破解重点水产品种“卡脖子”问题的实现路径。
（一）加强现代化种业制度顶层设计
立足种业发展与市场开拓需求，加强种业制度顶层设计，科学规划种业中长期建设目标，尽快制定配套的相关规章和管理办法，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现代水产种业重大问题研究，促进政府与种业企业、科研单位等单位（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修改完善种业标准和新品种审批制度，提高种业市场监管力度，由单一监管模式向多元合作监管方向转变，增强执法力度，规范市场交易行为，逐步建立适应国际化现代种业发展的制度体系，为种业提供良好政策环境。
（二）完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制度
持续开展全国水产种质资源调查，建立完善水产种质资源研究工作的团队运行机制和绩效考核制度，加大对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的经费支持，形成中央、地方和社会协同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大规模开展水产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和新种质创制，加快制定和完善水产新品种审定、种质资源保护、品种权保护及转让、生产审批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法规体系。坚持原种场和良种场建设并重，增加地区性特色原良种场建设数量，合理规划布局，强化管理举措。加快建设省级水产种质资源数据库和信息共享服务平台，为种业创新提供物质基础。
（三）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联合育种平台
以企业为主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水产推广部门等优秀研究团队建立高效的联合育种平台，结合产业发展趋势，针对不同养殖区域和养殖模式，创新管理机制，完善育种平台的科技支撑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加大种业资金投入力度，扩大资金来源渠道，建立多元化水产种业投入保障体系。育种平台可与育苗、养殖、渔用投入品研发、饲料加工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深入合作，并根据市场反馈及时调整育种方向，进一步提高新品种的综合性能，实现联合育种平台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四）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一是加大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项目资金扶持力度，加快推进水产原种场、良种场、良种繁育基地生产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支持鼓励育种人才、技术、资源向企业流动，重点培育壮大一批综合竞争力强、核心优势明显的产业化龙头种业企业。二是支持鼓励种业企业强强联合、专业化重构和产业链整合等市场化兼并重组，完善水产种业企业产业链和价值链，通过产品差异化提高种业企业核心竞争力。三是深化科技与产业融合，加强各类科研机构与种业企业之间科研成果、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增强企业与跨国种业公司竞争的能力。
（五）推进种业企业的品牌质量建设
加快对优质品种的品牌培育，建立一系列育种质量监控体系，完善规模化苗种生产标准体系，确保进入市场的优质品种各项指标均能达到较高水准，增强消费者对品种的购买认知和忠诚度。同时，加强售后服务，为客户提供优良的育种技术服务，提升售后环节的竞争能力。此外，企业可充分利用各种网络新媒体以及政府协助搭建的各类宣传平台、品牌建设项目等宣传自己的产品，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竞争力，推动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认知度。
（六）提升种业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为应对日益激烈的水产种业国际市场竞争，应尽快加强国内水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接轨，提高种业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建立和完善新品种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保护我国鱼类独有的基因资源和新品种。简化知识产权从申报到审批授权年限的流程，提升新品种审批授权能力。强化政府推动力，修改和完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法律的执行和司法保护力度，加强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服务，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