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极端天气下的中国生态小农
“靠天吃饭”风险加大，生态小农探索气候适应措施，中国有待补上气候服务的短板。
“月初还在抗旱，月底又担心发生内涝。”北京密云的农场主王婧回忆起7月的经历说。
这个夏天，北京经历了1962年以来历史第二高温和1883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降水量的暴雨。
在大量媒体报道中，十一年前北京的“7.21”特大暴雨和两年前河南郑州的“7.20”暴雨再度被提起。人们没有料到，极端天气记录刷新的频率如此之快。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带来了严重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去年，在亚洲地区与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中，90%以上是洪水造成的，其中大部分与巴基斯坦和印度5月和6月的洪水有关。巴基斯坦的经济损失最为严重，达到150亿美元，其次是中国，超过50亿美元。
农业是遭受气候变化冲击的第一线。2022年，中国的旱情几乎持续了全年——相继发生了珠江流域冬春连旱、黄淮海和西北地区春夏旱、长江流域夏秋连旱。其中，长江流域出现了1961年有完整实测资料以来最严重长时间气象水文干旱。世界气象组织估计，干旱导致中国的农业损失超过 76 亿美元。
尽管中国在极端天气的短期预警方面可以做到及时通知、迅速反应，但很少有小规模农户拥有应对机制，比如获得抗旱供水、农技指导、修缮基础设施的资金等等。
当过去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逐渐成为新常态，一方面，生态小农尝试带着气候的思维做农业，摸索采取新的适应措施；另一方面，农业系统呼唤更完善的“气候服务”。基于未来影响的气候预测，有可能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准备时间，以采取适应措施。
高温季：“滚烫”的桃子
北京密云，清晨4点，王婧已经起床。她来到田里，带着睡意拧下一颗粗壮的牛心甘蓝。现在是采摘蔬菜的黄金时间，她想趁太阳升起来之前，赶紧多收几颗菜。这是北京史上最高温少雨的初夏，再过3个小时，大地会变成烤箱，吸进肺里的空气都是热的。
北京历来不是中国的产粮区，所以京郊的农场往往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吸引顾客。王婧经营的飞鸟与鸣虫生态农场，位于北京东北部的密云县，占地约50亩，由果园、动物区、蔬菜区、餐厅和面包房组成。
2019年，一位在天气大数据科技公司工作的朋友，帮王婧在农场设置了一个局地气象站，可以实时监测农场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力、风向和降水量情况。根据记录，今年六月，有17天最高温度超过40度，其中有4天甚至超过了43度。
“桃子从树上掉落地上，我摸着都觉得烫手，它迅速地成熟，迅速就没有，产量也特别低。”王婧说。
这其实是一种叫“日灼”的气象灾害，像人一样，树木枝干和果实也会被强烈的太阳辐射晒伤并引起减产。去年，农场的桃子从挂果到完全成熟变软，持续了大约两周的时间。而今年，这一过程不到十天就结束了，产量还不及去年的三分之一。
从四月到七月初，中国广袤的北方——河北、山西、内蒙古都经历了漫长的干旱。北京原本就是特大型缺水城市，用水量大约为40亿立方米，相当于个285个西湖（西湖水量约为1400万立方米）。在南水北调工程的支撑下，北京的居民用水主要来自一千公里之外、跨越湖北河南引来的丹江口水库里的水。而农场所在的密云农村，各家各户的水源则主要来自井水。平时，这可以保障日常生活用水，在滴雨未下的旱季却无法满足农业灌溉。
“当全村大家都在用水的时候，你就会明显感觉水压不够。”王婧打开水龙头，水流细小如线，无论是喷灌还是滴灌，都无法工作。“我们只能优先面积很小的菜地，面积比较大的30亩小麦、玉米地，就只能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她无奈地说。
持续的高温也让电费的支出增加。8毛钱一度电，仅仅是空调和冰箱的制冷，农场夏天以来每个月的电费都在一万元左右，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开空调让我觉得很有负罪感，感觉这是人类没有办法解开的一个死循环。这么多人类的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地球升温，冰川融化。但是现在又很热，你还是要继续开空调，就觉得挺绝望的。”王婧说。
山洪中“幸运”的蜂农
北京房山，养蜂人郭涛和他的一百多箱蜜蜂安全地度过了暴雨和山洪。
在经历了连续三个月的高温干旱后，北京终于迎来了大降雨。然而，这场雨来势汹汹。7月29日，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被拉响，北京、天津等多地的河水持续上涨，并导致了山洪和泥石流的爆发。
位于北京西部山区的房山，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郭涛亲眼见证了100米之外邻居的房子被冲垮，临河的公路坍塌，闪着应急灯的汽车在洪水中漂流。幸运的是，他的小院处在地势较高的山坡上，尽管距离洪水只有几米远，他还是躲过一劫。
“下雨前，我在院里放了一个大概89公分高的汽油桶。三天后，我量了量还有9公分到桶沿，也就是说三天下了800毫米。”郭涛说。
根据北京市水务局的数据，2022年北京累计降水量为482毫米。尽管降水量分布有地区差异，但这意味着郭涛所在的村庄，三天下了北京正常年份两年的雨量。
养蜂是一种对气候非常敏感的行业。有研究显示，无论是过多的雨水，还是高温干旱，都对蜜蜂不利。它减少了开花时间和花粉产量，增加了蜜蜂觅食的压力，进而影响蜂巢健康和蜂蜜质量。
房山因为分布了大面积的荆条而被称为“京西大蜜库”，荆条开花一般在每年的6月15日至7月20日。郭涛表示，由于高温和干旱贯穿了今年的花季，导致荆条花不吐蜜。过去一箱蜂蜜可以产100斤蜜，今年只有一半的量。
此外，高温还可能导致蜜蜂“过劳死”——蜜蜂需要不停地出去采水，以及用翅膀高频率地扇风，加大空气的流速给蜂箱内部降温。这样的情况下，蜜蜂的寿命可能从30天减少到15天。“长期在这种高温的环境里，十几天之内蜂群就变小了，5万只蜂可能就变成4万只、3万只，采蜜的时候你的劳动力就少了。”郭涛说。
郭涛来自于一个养蜂世家。他的太姥爷从1940年开始在北京（那时还称北平）养蜂，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传人。郭涛认为，养蜂人的任务就是按照自然规律，给蜜蜂创造一个更好的适合繁衍的环境。然而，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他坦言没有可以应对的办法。
“采取不了措施，除非我搬家。”郭涛说：“搬到北京海拔相对高的地方，比如说门头沟，甚至北边地势最高的延庆。”郭涛表示，这些地方的村子海拔在七八百米或者一千米以上，而海拔每上升一千米，气温大约降低6度，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的荆条开花比房山要晚得多。
搬家被看成是一种被动的气候适应，却也是正在发生的现状。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环境与社会中心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克·施罗德（Patrick Schröder）告诉中外对话：“我们看到物种是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蜜蜂也好，花儿也好，普遍的趋势是向更高的纬度迁徙。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有个说法叫‘走向灭绝的电梯’，因为总有一天你没有更高更冷的地方可以去了，大家都无处可逃。”
生态小农的气候适应措施
食通社（Foodthink）是一个关注中国食农系统可持续性的公益机构，近年也在追踪气候变化和生态小农和复杂关系。创始编辑常天乐认为，北京这次经历的极端天气，增强了农户对于气候变化的意识：“过去农民以为靠天吃饭，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灾害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极端天气强度和频率的增加，他们意识到跟原来的情况不一样了，开始主动去应对。”
在运营农场的过程中，王婧也在摸索气候适应措施。她发现有三件事可以带来改变。第一件事就是植大树。一些户外设施旁种上树后，明显改变了小环境。最近，农场将一辆双层巴士改装成咖啡店，就专门设在一株大杨树旁，树荫带来的清凉驱走了几分酷暑。
“今年春天我们新植了一百多棵树，包括树冠比较大的法国梧桐。”王婧说：“虽然这些树没有那么快就长起来，而且干旱让它们长得也不太好，但希望未来两三年能够有一定效果。”
第二件事是增加农场作物的多样性。目前农场种植的蔬果、粮食、花卉达了80余种，还饲养了鸡、鸭、鹅、羊、马，同时开发了面包、果酱等产品，保障各个季节有不同的产出，不至于在一段时间的极端天气下颗粒无收。
王婧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尽管桃子减产，但香草园里，薄荷、甜菊叶、艾草、迷迭香正在盛放。即便玉米收成很差，但她们自制的面包和杏酱都销路不错。35度的高温让白天的休闲活动无法进行，但她们又推出了“夜游”的玩法，请客人来农场的稻田旁纳凉赏月。
“我们不是靠一种作物或者说一种业务模式，所以尽管桃子有损失，但其它方面有收益。现在看起来我们还能够生存。”王婧说。
第三件事是修生态水池。农场洗漱和洗菜的水经过芦苇塘过滤沉淀，汇入池中。水池作了四级深浅系统，种植了30多种水草，还养了小鱼小虾净化水质。水池在这次暴雨中派上了用场。
“由于底部没有做硬化而是保留了泥土，多余的雨水得以渗入地下，我观察到，暴雨过后水池的水位没有涨很多，池中积攒的雨水后续也可以浇地用。”王婧说。
常天乐认为，生态小农的生产方式原本比常规农业更有气候韧性，但灾害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暴雨过后的草疯长、病虫害爆发，这些对于生态小农来说都是额外的人工成本，因为不能像常规农业一样用除草剂、农药来解决。
“这些成本都是农户自己在承担，大的农场很容易拿到国家的补贴，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但对于规模只有几十亩的中小型家庭农场，他都得真金白银自己掏钱去做。”常天乐说。
常天乐和帕特里克·施罗德均认为，小农仅依靠自己去适应气候变化挑战很大，政府可以在政策设计上予以更多帮助，比如设立城市一级的适应基金，为小农提供相关设备和基建补贴，加强对小农户气候适应的赋能，比如技能培训、意识提升和培育在地农民互助组织等等。
“中国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问题是，怎样采取长期的适应措施。不仅仅是帮助小规模农户进行气候适应，而是让整个农业系统如何做好气候适应。” 帕特里克·施罗德说。
气候服务：缺失的“翻译”
目前中国的极端天气响应已经越来越完善。去年，中国在更新版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中，强调了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目前，中国在短期监测预警方面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最高可预报天数达8.5天，对强对流天气预警时间已经可以提前至42分钟。市民可以通过手机、电视、广播等各种渠道收到气象部门和政府部门发送的蓝、黄、橙、红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和应急建议。
一位熟悉农业与气候适应的不具名专家表示，预警主要是解决临时的应急问题和避免最重要的生命财产损失。目前中国在气候减灾方面的工作偏重于预警，气候服务还做得不够。
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气候服务包括：历史气象数据库的建立、气候监测、气候观测、月季年气候预测、未来各种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的气候变化预估，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预估等。
“仅强调预警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挖掘历史和当前的数据，找出气候演变的规律和趋势，气候平均趋势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有什么新特征，告诉公众，在此情况下应该如何做好应对。” 这位专家告诉中外对话。
简而言之，气候服务将会把气候信息“翻译”成政府机构、农户能够进行决策的信息，也就是 “天气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不仅仅是 “天气会是什么样的”。
基于影响的预测通过将社会经济层面的因素（如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和可能受影响的资产（如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数量）添加到灾害层面（如天气观测和气候预测数据），从而提前识别潜在的灾害风险和薄弱环节。
今年6月， 在欧洲气候变化适应会议（Europea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onference 简称ECCA)上，爱尔兰国家气象局发布了一个名为TRANSLATE（意译：“翻译”）的气候预测项目。该项目通过整合过去和现在的气候信息，预测了一系列未来可能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以帮助能源、交通、规划等部门做出气候风险决策。
爱尔兰国家气象局气候服务主管凯斯·兰肯（Keith Lambkin）表示：“项目的产出可以用于提高气候韧性，以建筑环境为例，我们需要确保未来的建筑物和关键基础设施能够应对更极端的高温条件，并且道路排水系统能够应对降雨模式的变化。”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许吟隆教授曾经在一次分享中指出，中国极端天气事件正在呈现新特征，高温、严冬、旱涝都会在程度和频次上增加，长江流域高温伏旱更长，西南地区季节性连旱范围扩大，雨带北移，北方降雨提前等。另外，冰雹、滑坡泥石流和暴雪的灾害概率也会加大。
“农业系统的抗灾能力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减灾的思路需要调整，对改进气候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专家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