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农业的未来之路，去往何方？
目 录
1. 农业面纱下的悲伤的一面
2. 三种力，让传统农业驶向高价值
3. 农业的高价值转型，需多方共同努力
01、农业面纱下的悲伤的一面
1. 农用地，昂贵又“轻贱”的资源
打开地图，18亿亩耕地，默默占据着人烟稠密地区的宝贵空间。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从大兴安岭经太行山、巫山至湘桂西部山地划一条线，这条线以西的大部分土地是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高原和盆地，其面积约占全国的2/3。这条线以东仅占1/3的国土面积，才是绝大部分人口和耕地的集中地区。
由于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稀缺的平原和低海拔丘陵上，处处密布着基本农田。即使是在中国城市扩张最迅速的时代，18亿亩耕地红线也从未动摇。
中国很多城市就诞生在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当城市要扩张时，会发现紧邻城边就是大规模农田。扩张可能伤害农田，不扩张又可能伤害城市，致使生产生活空间受限、城市地价高企。
在东南沿海的多山地区，地狭人稠，人地之争尤为尖锐，今天的浙南和闽粤等地，城市和产业扩张与基本农田保护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都市里，也有规模巨大的基本农田。2015年上海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328万亩，占上海陆域面积的32%。也因此被一些人指责为捂地不供致使房价上涨。
▼ 城市、产业的扩张与农田的保护矛盾尖锐
然而，这珍贵的18亿亩耕地真的用好了吗？没有。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我国耕地整体质量不高，近七成为中低产田。2019年，上海市耕地面积占上海陆域面积的五分之一强，但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足1%，仅0.73%。很多地区已经出现农地撂荒、地无人种的局面。基于县样本统计的2014-2015年全国山区县耕地撂荒率达14.32%，长江流域一带尤其严重。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下，许多社会资本下乡寻找机会，但目的不是振兴农业，而是获取集体建设用地，尤其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民宿、办工厂、建商业，发展第二三产业。部分投资者甚至以农业项目之名，搞变相房地产开发。
2020年5月，笔者参加了北京某经济强区的农业会议。区领导一口气毙掉了多个有变相房地产开发嫌疑的农业园项目，随后他提出了一个让会场陷入沉默问题：“农业本身，能赚钱吗？”
“农业本身，能赚钱吗？”这个问题直击灵魂。
2. 农民，一个数量巨大却“不赚钱”的群体
中国农民数量庞大，但收入总是“垫底”。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90501元，“农、林、牧、渔业”行业收入最低，仅39340元。中国2019年有近1.4亿农村人口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寻找工作，进城的农民工比留在本地的农民工收入高26.5%，增速高3个百分点。
仍留在农村的农民在持续减少而且老去。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年龄5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比33.6%。这一比重还将继续上升。
我们需要让更多人回到乡村农业吗？当然不！对中国农业来说，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仍然过高，而不是过低。世界农业强国中，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普遍仅为2%左右，甚至更低。2019年，美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仅为1.34%，丹麦为2.19%，荷兰为2.04%，以色列为0.92%。而同期的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为25.1%！
▼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比依然较高
2021年“内卷”一词在网络上走红，而该词的兴起正与亚洲农业生产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就用“内卷”来描述亚洲的农业生产演化，他观察到爪哇岛水稻生产因地少人多而发生的向内演化，写成了《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
20世纪80年代，华裔学者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又借用内卷一词描述近代中国农业人多地少的“过密”现象。两者使用的涵义并不相同，但都注意到在土地有限、人口增长时，农业生产方式向低水平复杂演化。
02、三种力，让传统农业驶向高价值
回到前面的问题：农业本身，能赚钱吗？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其名著《改造传统农业》中做出过回答：传统农业是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在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所以持久收入来源的供给是不变的，资本收益率低下，就不可能增加储蓄和投资，也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
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入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
▼ 垂直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之一（来源：全景网）
对今天中国的农业转型来说，三种力最为重要：科技牵引力、情感提升力、文明推动力。这三种力量也代表了农业走向高价值的的三种机遇。
1. 科技牵引力：前沿科技驱动
舒尔茨把改造传统农业的现代生产要素统称为“技术变化”，他认为“技术变化” 是打破传统农业低水平均衡状态的关键，“国家必须投资于能为推进农业生产的知识及其应用做出贡献的活动”。
科技驱动的现代化农业可以赚钱，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以荷兰为例，荷兰农业完全是在先天不足条件下，靠农业科技实现“逆袭”。荷兰人均耕地只有0.06公顷，不仅低于世界平均值0.19公顷，也低于中国的0.09公顷。荷兰农业的光热条件不利：纬度高（相当于中国黑河-漠河一带)、气温低、光照不足，年平均日照时数1600小时（我国北京为2778.7小时，武汉为2085.3小时，广州为1945.3小时）。但荷兰却是除美国外的世界最大农产品出口国，每年出口约650亿欧元的农产品，占荷兰总出口额的17.5％。若按人均和地均计算，荷兰人均和地均农业产值均居世界第一。
▼ 荷兰具有发达的农业产业
荷兰农业逆袭成功的关键，是前沿科技驱动，著名的荷兰“食品谷”构筑了荷兰农业的创新之心。世界其他“国土小国”上的“农业大国”，探究其成功秘诀，也莫不如此。
中国传统农业如何通过科技驱动实现振兴？
一是用科技改变环境，让国土更适宜耕种。
对中国很多农业地区来说，土壤改良是第一步工作。我国耕地面积约18亿亩，但其中碱化面积占6.62%。在我国近15亿亩的盐碱地中，还有2亿亩有农业利用潜力，是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以黄河三角洲为例，这是全球最年轻的新生陆地之一，东营市2005-2015年每年新增60万亩耕地。但由于土地盐渍化等原因，大量土地未得到利用。
中科院团队在黄河三角洲研究发现：区域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土壤盐分含量密切相关，当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19.1g/kg及以上时，能够较好地抑制下层土壤盐分向表层土壤集聚。由此建立了土壤改良的综合配套技术，以生物有机肥改良土壤结构，快速促进土壤团聚体形成，阻控土壤返盐。耕层原始含盐量大于0.5%的样地，第一年改造后，种植冬小麦的亩产可达300公斤，第三年小麦亩产可达400-450公斤。
以色列国土的95%为亚湿润干旱区、半干旱区、干旱区和极度干旱区，60%的国土被沙漠覆盖；人均可耕地仅0.03公顷，处于世界人均可耕地最少的国家之列。以色列在沙漠中创造良田，建国后半个世纪内耕地面积扩大了2倍，农产品产量增加了16倍，成为重要的水果蔬菜（尤其是柑橘类水果）的出口国。
▼ 以色列的农业技术发达，培育出多种优良的水果蔬菜品种，如“樱桃番茄”（来源：Wikipedia）
二是用科技改变物种，从源头上进行物种重塑。
农民即使不改变原有耕作方式，仅靠采用改良后的新种子，就能实现增收减害。中国农民在水稻方面早就深有感受。1958年我国水稻的高产田平均亩产只有400公斤左右，而袁隆平领衔的第三代杂交稻平均亩产达1046.3公斤。袁隆平院士去世在国内民众间引发的巨大震动，正反映了其良种创制对中国人生活的巨大影响。
中国是全球种子进口大国，种子进口高度集中在美国、荷兰和日本三个国家，其中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是最高的。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种子出口国和技术最强国。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把种业提到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要求“打好种业翻身仗”。2021年5月习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上强调，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在农作物种子等方面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坚。这是中国农业不能输掉的战场。
第三是用科技改变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的机器共生。
2018年初，农业部《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中已明确提出：“推进‘机器换人’”。
黑龙江垦区是中国农业“机器换人”的典型代表。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已由南粮北运变为北粮南运，黑龙江垦区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农业机械化水平是黑龙江垦区粮食生产中最显著的影响因子。早在1978年，黑龙江友谊农场的五分场二队引进美国约翰迪尔公司的先进农业机械，一举创造了中国几千年农业史上的奇迹——仅有20名农业工人耕种11000亩土地！当年就创造了人均生产粮食20万斤全国之最。
▼ 东北地区的机械化农业大生产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
如今，第三代农机和农业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移动通信和物联网技术等结合，实现天空地一体化，一人能种百人田，向无人化和精准化要效益。
2020年5月9日，在华南农业大学增城教学科研基地，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团队现场展示了水稻无人农场直播技术，14亩水稻田1.3小时内全部播种完毕，对行精度可达到2厘米，可实现水稻生产耕整、种植、田间管理和收获全程无人机械化作业。
机器协同的现代农业，需要农业从业人口大幅减少；而农业人口减少的背后，是农民的现代化。根据丹麦统计局的数据，丹麦24%的农民能操作智能农机使用RTK-GPS系统进行精准作业。
2. 情感提升力：深度情感共振
首先，农业文化是华夏民族记忆的重要部分，风景农业是中国人重要的文化审美场景。
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在华夏文明中占据了太重的地位，已经成为历史回望中无法抹去的重要部分。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第十》中记下汉初帝王的名言：“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两千多年后，当“嫦娥五号”探测器怀揣月壤从太空归来，网友纷纷询问月壤能不能种菜。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梗”，一种根植于民族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meme）。
农业之于中国人，只是物的关注吗？不。“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样的诗句描述的从来就不是一种物质的农业生产，而是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审美场景。
魏晋时陶渊明《归园田居》如此，今天乡村网红的短视频作品亦如此。拥有数千万粉丝的李子柒，视频展现的是生产劳作，更是新时代“归园田居”的诗意浪漫。她会在繁复的荷花酒酿成后，一袭汉裙独坐凉棚下对着满塘碧荷饮酒；会在大雪后身披一件猩红色大袍，策马山野古道……一帧帧电影级别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场景构图，迎合的是中国人精神深处的田园梦。
千年传承的中国农业文化，写在古书中，也留在大地上。江苏里下河平原的兴化垛田、浙江中南部山区的青田稻鱼共生、云南哀牢山中的红河哈尼梯田、福建闽江入海口盆地的茉莉花茶、新疆吐鲁番绿洲的坎儿井……祖先留下了众多的农业文化遗产，今天依然是国人激发情感共鸣的诗意风景。
“好摄之徒”们终年南下北上东奔西走，捕捉中国广袤大地上那些如诗如画的农业风景：福建霞浦滩涂林立的紫菜架、青海达坂山下绵延的油菜花田、河北坝上草甸间游走的牛羊群、云南山间茶田中的采茶姑娘、黑龙江大雪覆盖的木屋村落……
由此还诞生了许多著名的群众模特，例如著名的杨家溪大榕树下牵牛的农夫、小东江雾中着红衣撒网的渔民等等，他们为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提供专业的摆拍服务，收他们的钱，圆他们的梦。
▼ 北方雪国的诗意风景——黑龙江雪乡
其次，在都市化后的中国，面向未来的农业更需要“高科技与高情感”相平衡。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20世纪，高科技的发展速度异常迅猛，但关注人们身体和心灵的发展却远远不够；进入21世纪，人类将会出现新的发展态势，即高科技与高情感相平衡。
都市化和富裕后的“Z世代”消费群体，他们眼中的农与我们上一代眼中的农已截然不同。这些年轻人通过哔哩哔哩、抖音、西瓜视频等现代网络平台，如痴如醉地欣赏着各地乡村网红的生产生活，在屏幕的那端，有四川绵阳乡村的“李子柒”、云南保山乡村的“滇西小哥”、江西全南县乡村的“华农兄弟”、福建莆田乡村的“渔人阿烽”……
他们喜悦地围观着田野上万物萌芽、滩涂间鱼虾跳跃，发出欢笑，发出弹幕，获得心灵“治愈”，最后还有点击视频链接购买商品——当然是溢价的，这额外的费用是一种特别的情感消费支出。
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农业背后蕴藏的情感消费需求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热烈地迸发出来。在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严肃的公文中忽然跳脱出一个富有诗意的词“乡愁”。
越是在大都市区，人们为“乡愁”而支付的意愿就越强烈。“Have a break”是小时候英语课上最希望听到一句话，这里的break指中间休息，引申出有短假的意思。大都市的近郊农业，为都市人提供了享受City Break（城市微度假）的广阔空间，让他们在紧张的都市生活之间，有短暂的心灵休憩。
一位清华校友就在北京海淀郊区的管家岭村租赁了一个农家小院，种了自己的小菜园；隔壁也是一家人租了小院来住，我们去时，小女孩正在阳光下荡秋千，墙头上露出灿烂盛开的向日葵。
因此，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不要忘了农业中隐藏的情感力量。而且，越是在节奏紧张的都市化未来，农业越会迎来“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新需求。
▼ 大都市的近郊农业为市民“城市微度假”提供广阔空间
3. 文明推动力：文明进化赋能
农业伦理、食物伦理是近些年兴起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客观上把农业生产与“道德”关联了起来。随着由政治家、评论家、食品集团、环保组织等组成的“非常规政治联盟”的出现，已经出现了“食物政治化”的倾向。这种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消费者的选择以及国家的政策取向。
首先，中国这一大国的农业，早已被放到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被各方审视，中国农业未来道路的选择无法回避生态“文明”与农业“伦理”的影响。
2020年，知名自媒体“回形针PaperClip”在一期名为“如何快速消灭全世界的森林”的视频中，指责中国的大豆需求导致了巴西热带雨林的消失，从而在中文网络上形成了巨大的争议。“回形针”的观点自然是错误的，因为巴西大豆的主产区并不在热带雨林地区。
同年《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中国人会购买人造肉吗？》的文章中，一位美国植物基人造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语出惊人：“中国人每吃一块肉，亚马孙雨林里就冒出了一股烟”。这种说法无疑也是荒谬的。但这些指责反映了中国农业面临的困难。
2021年5月袁隆平院士离世后，有一条获得高赞的网络评论：“每个人都知道袁隆平院士是中国粮食问题的大功臣。很少有人意识到的是，他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环保英雄。”因为他开发出的水稻杂交系统，经过千千万万育种工作者的努力，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亩产，也就减少了我们对农田面积扩张的需求。
如果说袁隆平为代表的科技前辈，解决了中国人上一阶段在有限土地上的“主粮”吃饱问题。下一阶段，中国人还要面临一个新问题：如何从吃饱到吃好，获取更多的优质蛋白？
我国居民年人均口粮从1985年的233.8公斤降至2017年的130.1公斤，口粮消费总量在粮食结构中的比例从71.9%降至27.3%。同时，肉类消费总量从1980年代的1062万吨，增长到2018年的8796万吨，人均肉类消费占有量增长了5.7倍。
为什么中国人的大豆需求会遭到荒谬指责？因为中国的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自给率很高，但大豆高度依赖进口。进口大豆主要为转基因大豆，不是用于直接食用，而是主要用于加工豆粕，来制作动物饲料。“逆全球化”的暗涌之下，一旦大豆进口出问题，对中国食物造成的第一波冲击将是肉类价格上涨。
如何破解困境？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需要寻找新的蛋白来源。
海洋是最重要的方向！这是陆地之外能提供优质蛋白的“蓝色粮仓”。中国海洋水产品的年产量，相当于肉类和禽蛋类年总产量的30%，为我国城乡居民膳食营养提供了近1/3的优质动物蛋白，是我国维护粮食安全的新途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规划（2017—2025年）》中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建设178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 我国的海洋水产品为居民膳食营养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全景网）
人造肉是另一条新兴的试探性路径，西方人造肉企业正在努力敲开中国市场。2020年5月，雀巢宣布亚洲首条植物基产品生产线落户天津，12月正式发布了旗下首个登陆中国市场的植物基品牌“嘉植肴”。
2021年4月，有美国“人造肉第一股”之称的“别样肉客”（Beyond Meat）公司在嘉兴的植物肉生产工厂正式揭幕，将主要负责生产一系列植物猪肉、牛肉和禽肉产品。随即5月，明星代言植物肉事件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争议。从微博评论看，许多网友对植物肉并不买账，他们大声呼吁：不要阻止中国人吃肉，我们有吃肉的权利。
其次，生态文明时代农业领域的另一浪潮，是富裕起来的人们越来越关注食物的“有机”特征。
为了在有限土地上获得更多产出，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农业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安。
2017年《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中披露：“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每亩8公斤）”，“我国农药平均利用率仅为35%，大部分农药通过径流、渗漏、飘移等流失，污染土壤、水环境，影响农田生态环境安全”。
对“有机”的推崇，并非只是为了保护环境，更多是对自身食物安全的担忧。富裕起来的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有机食品，这成为高价值农业的发展方向之一。
但值得一提的是，有机农业并非是要摒弃现代科技、回到传统人工劳作，恰恰相反，有机农业更依赖先进科技支撑。丹麦是世界著名的有机农业强国，2018年有机农产品占农产品总量的12%，这一比例全球最高。丹麦的有机农业由于限制化学植保和合成肥料的使用，更需要采用先进技术来进行智能除草、除虫等工作。
例如摄像头控制的除草机器人，机器人在穿过田地时，会检测到每一株作物和杂草，经过图像分析后杀死杂草。此外，在流通环节，丹麦是首个引入有机标签、有机规则和公共检查的国家，在“从农场到餐桌”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备的有机审查、溯源制度。
国内很多小农场创业者也早就在关注有机农业方向，但受技术力量所限，往往选择的是回归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小农场创业者在减少化肥和农药之后，会发现人工投入被迫增加，而农产品产出却大大降低，产品价格则远高于市场价格。
最终有的死于情怀，有的选择被迫降低“有机”标准，勉强支撑者也往往受限于过于小众的市场，无法扩张。有机农业是一条诱人的道路，但在人工越来越贵的时代，有机农业的未来，仍须依赖向前看的农业科技，而非向后看的回归传统生产方式。
▼ 有机农业的未来，更需依赖先进科技的支撑（来源：全景网）
总体而言，文明进化是来自农业之外的鞭策力量，为农业关闭了一些道路，也开启了新的商机。
03、农业的高价值转型，需多方共同努力
1. 政策要放宽：扩大设施农业，摆脱“看天吃饭”
2016年中国耕地99%是露地作业，“看天吃饭”特点明显。2019年12月，自然资源部及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放宽了对耕地利用方式的约束，鼓励发展设施农业：“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落实占补平衡。种植设施不破坏耕地耕作层的，可以使用永久基本农田”。
新政策为中国18亿亩耕地提升利用方式、引入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创造了空间。现代农业设施通过农业物联网、智能环境控制技术等，可定制植物生长环境，让原来露地作业不可生产的时间、空间、品种变得可生产，大幅提高农业产出，一亩地相当于过去多亩地。
早在1992年前，荷兰智能温室的番茄每平方米每年就可收获40公斤，2017年单产已超过50公斤；在2000年至2017年期间，温室蔬菜的平均产量提高了约36％。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引入荷兰技术进行番茄工厂化试验后效果明显，小汤山特菜基地2017年首次收获时每平方米产量达到31.5公斤，比普通种植翻了一番。
植物工厂通过人工光照明技术、立体多层无土栽培技术、智能环境控制技术、生产空间自动化管控技术等，能实现高效的工厂化种植。
北京房山琉璃河镇的中粮智慧农场2015年开园，高9米的厂房内，采用多层立体垂直栽培和旋转追光系统，蔬菜是无土栽培，甚至不需要自然光，产量可达常规种植的3至5倍；土地节约80%。工作人员介绍：“露地种的一年两到三茬，我们可以做到一年八茬。”
▼ 植物工厂将会在未来的农业生产中大放异彩
2. 机制要创新：提升社会化服务
很多高科技农业设备看上去很美，却为何没有得到普及？科技设备成本高而中国小农户多是最大问题。“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农情，小农户占我国农业经营户的98.1%。我国劳均耕地9亩，美国劳均957亩。小农户当然知道科技设备好，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科技设备投入，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如何让小农户也能用上科技设备？
一方面，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进行生产托管，把单打独斗变成规模化生产。
为加快引领小农户参与到现代农业进程中，中央在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土地制度改革基础上创新生产方式，支持生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2017年，中央设立了以支持生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财政专项。
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超90万个，服务带动小农户7000多万户。据统计，试点地区粮食全程托管亩均增产10%—20%，农户亩均节本增效350—390元。
山西石楼县下田庄村村民表示，托管比自己种划算，一亩地净赚500多元，自己还能上县城打份工。“主要是通过集中采购、机械化作业，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效益。”
石楼县国辉农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介绍：一是省了农资成本，合作社向厂家批量化优惠采购农资，一亩地可节省种子、肥料费用15元；二是省了人工成本，过去单家独户没有农机装备，一天最多手播10亩地，而合作社采用机播，日均可完成40多亩。
▼ 机械化作业，有效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效益
一方面，“羊毛出在猪身上”，借助农户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实现多方协作、利益共赢。
智能养猪中“猪脸识别”技术的诞生和应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今的智能猪场，通过内部气候控制系统、“猪脸识别”等个体体征智能监测技术、巡检和精准饲喂机器人等，能够实现更多出栏和更少病害。但“猪脸识别”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并不是来自养殖户的采购，而是来自保险公司的需求，是为了防止骗保而诞生。
据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介绍，当时保险公司前来求救，养殖户养了上百头猪，但只给其中10头猪上保险，不管其中哪头猪死掉了，都说上过保险前来理赔。保险公司希望他们能认出每一头猪，减少骗保的情况。
于是京东的技术人员去猪场探明实际情况，之后真的研发出了一套可以精准认出每一头猪的识别系统。在此基础上，又逐步开拓出该技术的更多价值，如通过猪脸识别技术了解猪的生长状况、给每一头猪在不同生长阶段精准配料等等。
3. 因地要制宜：随具体条件优化农产结构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农业也亟需开展“供给侧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更好满足人民的新需求，从而赚取更高价值。
荷兰农业盈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调整了种植的品类结构，以高附加值作物创造农业盈利空间。如果仅种植粮食，是不可能创造出那么高的盈利空间的。荷兰削减了土地密集型作物（谷物、豆类、油料）的种植，而种植更多更能赚钱的品类——蔬菜、园艺产品等，实现大量出口创汇。
▼ 荷兰的花卉种植业是非常“暴利”的（来源：全景网）
丹麦则针对周边的德国等需求突出了畜牧业，其畜牧业出口值占农业总出口值的约60%。2019年丹麦全国总人口为582万，却向市场供应了生猪3180万头，相当于人均出栏生猪5.5头，是中国的约14倍。丹麦出产的猪约一半用于出口，最大市场是德国，中国已经崛起为其第二大市场。丹麦还是世界最大的牧草种子出口国，供应了欧盟草种子总产量的40%左右。
我国饲料粮需求不断增长，达到了粮食总产量的50%。粮食安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饲料粮安全。考虑到中国耕地近七成为中低产田，部分地区完全可以考虑转向草牧业。四川洪雅、山西朔州、云南寻甸、湖南常德等地通过种草养畜，取得了显著效果。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曾是石漠化严重的不毛之地。中国科学院环江喀斯特区域科技扶贫团队调研后发现，问题出在传统玉米种植的耕作方式扰动土壤，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形成石漠化，若土壤持续退化，老百姓将无地可种。科技扶贫团队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当地农民种草养牛。
如今的环江，“只要有一点有土的地方，农民都会种草”。2020 年初夏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实现整族脱贫，并获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4. 标准要国际：通过深加工实现高价值
一个典型的蓝海市场，是“植物提取物”产业。中国是草药种植大国，但传统草药受成分复杂不明晰、药理不明确、植物品质不稳定等问题困扰，产业化困难。是世界不认可天然植物药吗？不！草药类消费在欧美日都是大市场。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四强占据了全球植物提取物市场的主体。
以美国为例，草药类膳食补充剂消费连续多年加速增长，2018年市场消费额达88.42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9.4%。欧夏至草（苦薄荷）提取物、紫锥花提取物的消费额均超过1亿美元。
中国人喜爱“保温杯泡枸杞”，而枸杞补充剂2018年在美国也取得惊人的消费增长，较2017年增长了637%。中国草药种植也应该积极把“植物”变成“植物提取物”，让产品更好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
▼ 草药种植为“植物提取物”产业奠定了基础（来源：全景网）
04、结语
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农业本身，能赚钱吗？传统农业不行，但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前沿科技驱动、深度情感共振、文明进化赋能这三种力量是推动传统农业驶向高价值的“三驾马车”。
面向未来的农业新赛道，如物种重塑、机器共生、风景农业、海洋农业等等就孕育在这三大方向之中。传统农业已无法维系，新经济时代在倒逼我们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我们需要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价值农业体系。通过国家、社会、地方等多方协力，相信未来中国的广袤农地将不再是被嫌弃的对象，而是创造财富、寄托情怀、呵护生态的沃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