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农研所：面包、红薯、龙虾、番茄有了新故事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也是近些年中国人「餐桌升级」后产业链自下而上的反馈。科研体系内的关键人物及市场化公司在其中都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国内科研机构长期被诟病与产业脱节，农业研究也不例外。现在情况正发生变化。
过去一年，通过与农业科技公司、农产品贸易商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的接触，我们感受到产业与科研两端走得越来越近。
这是一个双向靠近的过程。
产业端，经济类作物、肉禽蛋奶等优质蛋白在国人的饮食结构占比中日渐提升，推动对应产业链的升级转型，后者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对新技术的强烈需求；科研端，相关部门自上世纪末就启动并不断更新的体制改革，推动个人、机构主动向产业实际需求靠拢。
科研体系内部的关键人物，及连接产学间的农业公司发挥起日渐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促成实验室研究的同时，也让科研成果被加速引进到产业并最终落地。
本文中，我们试图通过接触到的具体科研成果转化案例，揭示变化的一角。
01、新农研人
和其他学科一样，农业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前者仰望星空，后者服务生产。不过，应用研究虽天然与产业需求相关联，实践中却长期存在与产业脱节的状态。究其原因，这既与科研体系内部的评级机制有关，也与学者们的科研惯性有关——农业专业细分领域众多，具体方向的科研人员容易局限在自己的领域，缺乏产业化思维。
能突破这两层桎梏的学者，往往成为了现阶段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的关键。
史春余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甘薯生理生态和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方面的研究。栽培技术是与实际生产关联密切的专业，其相关研究具有很强的社会服务属性。与一线农户频繁交流，是史春余过去几十年日常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史春余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农户用产业化思维去规划自己的种植生意。「很多人来咨询我甘薯怎么种、选什么品种，因为这是我的特长，但我往往问他们的第一句话是『你想好如何销售没有？』」
甘薯与主粮类大田作物不同，它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受到下游需求波动的影响也会更大。最近几年甘薯需求增长，种植户从中看到了较好的收益前景。
这成为史春余时常提醒农户们警惕的部分——不能只看短期收益，而应从市场需求出发，更长远地规划自己的种植生意。「销售端是产业的火车头，如果火车头做不好，前端生产的效益就上不去。」
史春余回顾，自己对甘薯产业链不断加深理解过程，与过去十年的一个新身份密切相关。
2013年，他受聘为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薯类创新团队首席专家。这个产业技术专家体系是山东省农业厅联合省财政厅共同推动的项目，目的在于从产业链的角度，为细分产业提供连续且长期的财政经费支持，以鼓励体系内专家交叉合作，并针对具体的产业问题提供技术建议及相关研究支持。
首席专家的身份给了史春余新的视角，「我们体系内部的岗位专家来自不同学科，搞育种、栽培、植保、机械、储藏加工和经济的都有。它是以产业链的思路来打造的专家团队，我作为首席专家自然也要从产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更多的合作随之而来。「以前来找我的多是生产环节上的育苗、种植企业。这几年明显感觉销售型企业变得多了起来。」史春余感慨道。这不但能让他更敏感地捕捉到产业动态，也促成其科研工作和产业间的双向互动。
史春余与「壹亩地瓜」的合作便是如此。后者主要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售热门的烟薯25。2021年3月，他们共同承担了省良种工程项目中一个关于优质甘薯突破性品种选育的子项目。其中，史春余负责甘薯新品种配套轻简化栽培技术，壹亩地瓜负责示范园落地推广。
基于这项合作，史春余洞察到市场对甘薯的需求，并据此对作物的栽培技术做优化、调整。例如，目前市面上更流行纺锤形的甘薯，这与顾客喜欢用烤箱制作有关。生产端如果想要实现这样的薯形，除了在品种上做选育外，还要进行栽培方式的调整。「第一是要适当的密植，第二是改传统的斜插秧为平插秧。」
这些更满足市场产品需要的栽培技术，通过史春余和下游生产企业的合作，进一步落地到具体的生产环境，形成科研成果与生产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我们接触到的科研成果转化案例中，不乏像史春余这样的体制内学者身影。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基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一套产业化的思路，并灵活地利用手中资源，推动科研课题向产业靠拢。
尤其是在一些公益性质强的科研领域，这类学者往往是促成产学间合作的最主要因素。我们在中国农业大学小麦研究中心的宿振起身上，尤其感受到这一点。
从商业价值的角度看，小麦的种植收益低于经济类作物，种子的商业价值也不及同为主粮作物的玉米、水稻。
这是因为小麦多数使用可自留种的常规品种，而水稻、玉米广泛推广杂交及转基因种子（转基因种子的商业化使用目前在国内尚未完全放行）——杂交和转基因的种子能使农户无法留种，种子的流通生意可以持续运作下去，这也成为种业公司愿意在这类品种上做长期持续投入的根本原因。
但从国内饮食结构变化及粮食安全的战略层面上看，与小麦相关的新品种、栽培技术等研究又至关重要。其兼具强公益属性与产业属性，迫切需要打通产业与科研之间的壁垒。
宿振起过去近一年忙的事情都与此相关。他所主持的「农大753」、「农大761」两个小麦新品种，目前已结束早期实验，进入市场销售阶段。
宿振起希望自己育出的品种能最终走进市场，「并不是说科研人员不做基础研究，而是说任何研究最终都要走向市场，要有接受社会检验的准备」。
在「农大753」的选育初期，宿振起便从市场和产业的角度出发，定位选育能制作优质面包的小麦品种，并结合下游面粉企业的需求加快新品种的培育进程。「食品企业和面粉企业的需求，才是我们育种人的方向。我们希望填补本土的优质麦品种空白，减少国家对高端粮源的进口依赖。」
对于小麦在种子市场上先天的商业化瓶颈，宿振起的解法很直接。在新品种商业化初期，他主动参与到产业链中，承担起各方都没有强烈动力去做的工作。
以「农大753」为例，在转让品种专利给部分种业公司之后，宿振起还积极参与该品种面粉产品的研发、测试。「如果没人愿意花钱做产品，这件事情我自己拿工资也要做。」
好在，「农大753」的终端面粉产品研发推进还算顺利。2023年春节前夕，宿振起已经收到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寄来的样品，后者是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旗下的面粉厂。
宿振起现在还积极建议，种业公司在「农大753」的种子流通上采用新的模式——初期种子销售免费，收获期再从种植户那里收购小麦，卖给合作的面粉厂。也就是说，种业公司通过参与小麦的流通获取收益，而不是仅从种子交易中获益。
从种业公司到面粉厂，联合一条产业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面每个环节的利益方，各自都有一本账。」宿振起说，「没有人来串这件事情，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02、组织求变
在史春余和宿振起身上，既有个体的特殊性，又是当前国内科研体制改革的投射。
本世纪初，国内农业科研院所陆续启动「一所两制」改革。它将公共服务性质的科研工作和与产业关联的成果转化做了区分，以鼓励科研人员积极与市场对接，将自己的课题研究与产业接轨。
过去10年，相关政策陆续更新、出台。2012年，证监会、科技部发布《关于支持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确认股权的指导意见》，支持企业将科技成果形成的股权给予科技人员；3年后，国家进一步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并于2016年实施。
更新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者们面向产业时的负担，并释放出科研院所的市场活力。例如，它让科研院所对成果转化有自主决定权，并且在制度层面明确了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在岗创业、返岗聘任等制度的合理性。
这个变化在研究聚焦于市场化品类的农科院所上最为明显。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后文称浙江淡水所）与「福居农业」关于红螯螯虾的合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红螯螯虾是引自澳洲的龙虾品种，俗称「蓝龙虾」，它的特点是个头大、肉质多且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过去30年，国民的饮食习惯发生着结构性转变，其中人们对蛋白质的需求日益提升。淡水水产是优质蛋白质供给中的一种，也符合中国人历来的美食习俗。但在供给层面，优质的水蛋白产品是国内的稀缺供给。
以销售火爆的小龙虾为例，尽管近些年市场需求暴增，但在供应链上游，淡水龙虾存在着品种单一、老品种退化、优质产品供给不稳定等问题。基于这个供需缺口，福居农业找到了红螯螯虾，并于2016年启动了与浙江淡水所的合作。
顾志敏参与了该品种的引进，也是国内最早研究红螯螯虾人工繁殖技术的学者之一。他是浙江淡水所的前所长，现任职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生生物所。
在接触到福居农业时，顾志敏已经在该品种的研究上坚持了20多年，并带领团队逐步解决了红螯螯虾在国内的人工养殖、全人工育苗及人工饲料等相关技术问题。
现阶段，浙江淡水所已与福居农业共同启动了红螯螯虾的全基因组育种研究。「它也被列入我们浙江省的重大科技专项项目，我任专项首席专家，福居公司提供资金、提供场地、提供材料。」顾志敏强调，「我们要走一条商业化的育种道路。」
这样的合作不是一蹴而就。在此之前，浙江省淡水所内部经历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为现阶段淡水所与市场化企业的合作提供了保障。
「以往说起我们科研单位，都说我们是财政办的人。上面有课题下来，大家就做，没有课题就不做。科研人员做一个新品种的目的是发几篇论文，拿了奖就结束了。我们国家审定的水产新品种，一年有280多个品种，能真正向产业转化的不到10%。」顾志敏说道。
2000年以来，浙江淡水所积极响应国内的科研体制改革，建立起一套鼓励科研成果向产业界转化的机制。它通过具体的绩效奖励机制调整，支持科研人员将自己的研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
2011年顾志敏任接任所长后，促成了新一轮的组织变革。该所组建了9个科技创新团队，鼓励所内专业研究人员之间的交叉合作。具体来说，每个创新团队以申报的具体项目独立运作，团队首席专家和团员之间相互选择，以具体项目为导向交叉合作。团队运作以三年为期，最终考核结果与奖金挂钩，运作不好的团队会被解散。
通过从制度到组织层面的调整，浙江淡水所逐渐有了服务产业的能力。
2015年，顾志敏接手所里的罗氏沼虾项目，开始从原来单一面向市场销售种虾，逐步向生产链下游的技术服务方向上拓展——基于跟客户签订的虾产业联盟协议，浙江淡水所同时为购买其种虾的客户提供养殖技术服务。
这样做一方面能从根本上确保浙江淡水所种虾的最终养殖品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该科研机构在该品类种虾领域的品牌效应。类似模式后来被复制到了浙江淡水所和福居农业的红螯螯虾合作上，并且进展更快。
03、「必要的」中间公司
当今天下游产业走向转型升级，并对核心技术表现出强烈诉求之后，变革中的科研组织与产业碰撞到了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矛盾不断出现。如何平衡有限科研资源与重市场运营成本的问题，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矛盾。
顾志敏在推动浙江淡水所改革时，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在罗氏沼虾项目中，随着浙江淡水所逐渐打响的品牌认知度，更多客户找到淡水所希望加入联盟。为了平衡所内有限科研资源与市场运营成本间的矛盾，顾志敏借着《关于支持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确认股权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推动了第三方产业公司的建立。
「股权政策出来之后，好多科研院所的所长还不敢动」，但顾志敏动了。2018年，浙江淡水所联合金融机构、民营企业三方成立浙江省水产种业有限公司。淡水所以作价3000万元的罗氏沼虾技术入股该公司，占股20%。企业负责新品种的销售及后续的落地运营服务，而科研团队则负责解决罗氏沼虾在产业化推广过程中遇到的核心技术问题。
类似的做法不是孤例。我们接触到的中农美蔬，也是一家由科研院所孵化的企业。它的身后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后文称深圳基因组所）。
中农美蔬目前重点推广、销售的品类是番茄，其新品种来自于深圳基因组所。
按照中农美蔬CEO吕亚清的说法，深圳基因组所在番茄品类上，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基因组测序研究，其研究目标是希望通过底层的基因研究，选育出口感、风味更好的番茄品种。
这些研究现在已有了成果。「很多人到所里的农场品尝后，对我们番茄对口味记忆犹新，他们总是会问一个问题『在哪里能买到这么好吃的番茄』。」吕亚清回忆道。
这些反馈促成了中农美蔬的成立。「基因组所的科学家出来在我们企业担任一些重要职位。」基于所内的机制创新，这些科学家出来任职后，其在管理模式上与所内「没有太大差别」。吕亚清觉得，这样的合作机制使得中农美蔬与基因组所之间具有更高的合作、沟通效率。
在对接市场的部分，中农美蔬完全以一家市场化的种业公司定位。大型种植基地、有强烈品控诉求且自己做种植的大型贸易商如鑫荣懋、百果园等，以及部分散户种植者都是它的下游客户。中农美蔬为其提供基因组所美味番茄新品种的销售，以及种植阶段的技术服务工作。后者也是现阶段中农美蔬逐渐重视的业务，吕亚清透露，「目前我们20%到30%的业务是种植服务相关。」
吕亚清的思路与顾志敏强调打通全产业链的想法一致——科研院所的新品种进入商业化阶段，就需要与市场上的商业育种企业竞争。品种最终种植出来的品质，是其竞争力的关键，而决定其品质的因素除了底层的种子之外，也包括生产环节的品控管理及相关技术服务。
以中农美蔬目前的销售策略为例，它在面向市场推广新品种时，会为其提供配套有技术服务的价格套餐，并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在种植阶段为其提供相关服务。「大客户在这方面积累有相当的技术能力，不太需要我们去给他们做服务。」吕亚清补充道。
这部分技术人员的工作职能与科研人员有了明确区分。前者服务客户解决具体问题，他们不涉及底层技术难题。后者则围绕品种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基础技术问题做进一步研究突破。
与之相对应的，中农美蔬在与下游客户合作中洞察到的新兴市场方向，会更快被反馈到科研单位。一部分大客户会根据其市场洞察，反向给科研机构提供新的品种特征需求。
科研院所孵化企业来平衡科研资源与产业需求间的矛盾，也不是唯一方案。在我们接触到的众多科研成果转化案例中，具有这类承上启下功能的产业公司大量存在。
它们一方面为上游科研院所反馈动态变化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又承担了维护客户关系、日常沟通、生产规模扩张及管理等非科研事务，让科研所得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攻克研究命题上。
这类卡在科研与产业中间的市场化企业背景多元，前文中所提及的「福居农业」「壹亩地瓜」都具有相似的特征。它们是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寻着产业转型的道路与上游的求变的科研机构走到了一起。
改变仍在发生，它漫长且重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窄播（ID：exact-interaction），作者：朱若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