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3830亿元中央资金投入，高标准农田还有哪些入局机会？
过去5年，全国各地的农田不约而同地上演着同一种热闹场景：
大型机械穿梭于连绵不断的田野之中，错落无序、细碎分散的坡耕地变得集中平整；一条条田间道路、灌溉和排水渠道纵横交错，塘堰、拦河坝、农用井和小型集雨设施一应俱全；沙质土、酸化土、盐碱土和污染土壤修复被重点关注，各区域的地力提升工程有序落实……
可以说，在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下，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的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作为一项政策驱动下的重大建设项目，高标准农田三分靠建、七分靠管。如何建好田、用好田、产好粮，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梦”真正照进现实？
从三家深度参与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事业的农业科技企业的采访中，我们发现：信息化、数字化可能是一条有效的路径。本文将基于真实数据资料和一手访谈信息，全面梳理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现状，并深度探讨农业企业在此产业链上的关键入局机会：
Ø 从政策到农田：累计3830亿中央资金投入具体流向了哪里？
Ø 从技术到场景：数字化、信息化如何加速农业企业跑步入局？
Ø 从客户到用户：既要建好又要用好，关键机制问题如何解决？
Ø 从模式到产业：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前景广阔
01、从政策到农田：累计3830亿中央资金投入具体流向了哪里？
2021年我国建成1.0551亿亩高标准农田，同步发展2825万亩高效节水灌溉。2022年底已超额完成10亿亩阶段性建设目标。
19.18亿亩耕地超过一半是高标准农田，深刻改变了2/3是“靠天吃饭”中低产田的格局。
笔者根据各省政府公开数据，整理制作出“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一张图”：
从分布来看，东北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等粮食主产区的建设面积领先，黑龙江省的累计面积更是直接突破1亿亩。如此大刀阔斧地推进，高标准农田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土为稼穑之本。脱胎于政策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发端于粮食安全的国民所需。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末我国耕地面积为19.18亿亩，十年减少了1.13亿亩，粮田总量严重流失。在粮食自给方面，我国近20%的谷物来自进口，若折算为耕地，大约需要8至10亿亩，耕地生产力亟需提升。
2009-2013年，连续5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2013年，国家发改委联合多部门组织编制《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明确了高标准农田的基本概念：
土地平整、土壤肥沃、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电配套、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持续高产稳产的农田。
近几年，国家多部门也先后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以下是重点政策梳理：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曾表示，“高标准农田是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华。”除去政策发力外，大量真金白银也纷纷砸向了高标准农田这片“沃土”之中。
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2020年国家分别安排中央资金859亿元、867亿元支持全国每年建设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2021年、2022年分别增长到1008亿元、1096亿元支持全国每年建设高标准农田1亿亩。
单就中央资金这一项，2019至2022年的总额就已高达3830亿元人民币。
此外，地方政府也在不断扩大高标准农田的“资金池”。
以四川为例，该省在全国率先提出中省市县四级财政亩均补助3000元标准，四年累计投入401亿元，较2019年前实现亩均投入翻番。2023年起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差异化补助政策，中省补助最高达到每亩2150元、提高650元。同时开拓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渠道，近两年41个县获得授信超百亿。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曾表示，高标准农田建设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保民生休戚相关，具有很大的公益性。因此，国家投资只增不减。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中也提到：综合考虑建设成本、物价波动、政府投入能力和多元筹资渠道等因素,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亩均投资一般应逐步达到3000元左右。同时，鼓励各地创新投资模式，合理提高社会投资占比。
作为一项系统提升工程，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投入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平整与土壤改良、现代农技应用与推广、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领域。
其中，在现代农技方面，节水灌溉技术、水肥一体化设备、智能农业装备的研发和应用，推广优良品种及高效栽培模式，建立和完善农田信息化管理系统，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或许是农业科技企业入局的最佳场景。
02、从技术到场景：数字化、信息化如何加速农业企业跑步入局？
过去几年，跟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前进步伐的，是一批数字农业企业的抢先入局。
“最近一两年，我们看到很多同行陆续进入这个领域。”
武汉禾大科技首席运营官罗其斌告诉35斗，农村劳动力严重缺失的现实和政府“一张图”掌握农田动态的需求，为公司土壤数字化地图应用找到了良好的适配场景。
为技术找场景，是企业推动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重要策略。
武汉珈和科技品牌经理许蕾认为，高标准农田是端好中国饭碗的一条基本路径。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响应国家号召，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实践场景中将自身领先的遥感技术落地，帮助各方主体解决当前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
当然，也有企业在市场及业务摸索的过程中，在高标准农田信息化方面匹配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河南云飞科技的农业工程师郭政平提到，公司前期主要从事农林植保硬件产品开发，近两年业务也逐渐拓展农业病虫害智能监测预警等信息服务、软件平台领域，当前重点市场主要集中在河南等主粮产区。
无论是“技术找场景”还是“场景生技术”，可见的是，接入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已成为高标准农田建设下半场的核心突破口。
然而，要真正发挥出核心技术的应用价值，为其匹配到合适的市场变得更为关键。通过观察、访谈和资料搜集，笔者发现，“主粮区”、“旱区农业”和“规模农业区域”是大部分数字农业企业布局相关业务的主要市场。
郭政平表示，之所以选择河南为首要市场，除地理位置接近以外，市场和政策的驱动不可忽视。
作为农业大省，河南是全国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主要供给基地。且东部平原地区地面平整，便于规模化种植，市场前景广阔。目前，以河南为标杆打造案例，云飞科技的业务也在逐步推向全国。
而在遥远的西北地区，农村空心化带来的劳动力缺乏问题日趋严重。为高标准农田接入信息化技术、自动化设备，能省下不少人力。于当地政府而言，数字化精准灌溉和施肥技术，则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旱区的节水需求，同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
罗其斌提到，只有兼顾用户和客户的核心诉求，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达到旱区节水的效果，禾大科技也才能在市场上走得更加长远。
去年六月，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发布了《关于开展高标准农田遥感监测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围绕项目建设、管理维护、种植利用等方面开展遥感监测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至全国的应用范围。
广东1省，内蒙古巴彦淖尔、江西宜春、山东德州、宁夏固原、新疆昌吉共5市，包括吉林东丰县在内的25个县，被纳入了首批试点名单。
许蕾表示，“AI+遥感”可以帮助建设单位及时发现问题并推动快速解决。比如，在建设过程中是否有工程损毁、建设未到位的情况，均可借助遥感技术来排查监督，大大解放了人力。
另外，在农田建成后，珈和科技也能通过大遥感模型采集丰富的作物生长数据，以辅助经营者做出精准的种植决策，诸如病虫害预警、墒情预警等，显著提升生产效益。
总而言之，无论是项目建设前的信息采集，还是建设中的工程监督，抑或是建成后的农田种植管理，信息化始终是绕不开的一条主线。
用许蕾的话来说，“不管哪个阶段，在信息化这一侧是可以高屋建瓴进行统一监管的。”
对于已经入局和那些尚在观望的企业而言，将技术投入实践场景，因地制宜发挥其最大的实用价值，将构成企业最稳固的护城河。
03、从客户到用户：既要建好又要用好，关键机制问题如何解决？
客户不一定是用户，这个现象用来描述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企业、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再形象不过。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买单的是政府，用户又是农民。如何将二者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罗其斌认为，完善建后管护机制、技术落地应用、多产业融合将是解决行业痛点难点的关键所在。
首先是机制问题。
许蕾提到，当前的农田建设与运营通常采用分阶段投入和独立管理的方式进行，为减少后期可能产生的权责不明、互相扯皮现象，需要在前期就做好清晰规划。
其次，要避免为做项目而做项目，企业要考虑清楚，农田内安装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传感器和遥感技术搜集海量的数据，究竟能够真正地给老百姓能够带来什么？
罗其斌强调，在未来，信息化、数字化农业企业与“种、药、机、肥”等农业投入品企业的产业融合，将是大势所趋。
一方面，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传统农业投入品企业更加精准地服务农户。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种子选育、农药化肥施用方案，从而实现按需生产、精准施肥施药。
另一方面，当种子研发、农资供应、农机服务和田间管理形成一体化解决方案时，整个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也能得到更加高效的运作和优化。
产业融合需要农学、信息学等不同领域和跨界人才的融合，本质上，这更是一个时间周期问题。
郭政平认为，高标准农田项目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当前阶段仍以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打造为主。后期，随着标杆案例的示范效应在全国得到推广，农田建设信息化趋于成熟，建设与应用的“断层”问题也会逐渐减少。
河南作为全国高标准农田的先行示范区，当地多个高标准农田已率先采用数字孪生技术，可实现对万亩良田1:1的还原。数字孪生高标准农田系统可完美融合农事、灌溉、农机等“操作、分析、监控、预警、运维”环节，并利用设备仿真对智能设备进行深度控制。这种立体化运营管理模式，大大的提升了原有的系统数据价值和运营管理效率。
许蕾也在采访中表示：农业有其特殊性。
“作物生长需要一定时间，高标准农田建设仍处于尝试初期，想要数据反哺业务不像工业来的这么直接和高效，作物一边生长一边动态调整的效益可能没有那么的直观和颠覆性。”
“但是，现在国家政策、地方财政、农业主体、农业科技与农服公司都在想办法、下血本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也希望量变引发质变，运用遥感多源数据助力国家粮食安全及乡村振兴。”
在高标准农田的整体推进之下，规模农业还会远吗？
“大国小农”，形象概括了中国在农业发展模式上的一直以来的基本国情。
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研究员叶兴庆的解释，“大”在国家人口规模巨大，农业承受的市场需求压力大；“小”在农业经营规模小，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农业自给性强、商品率低。
其中，“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小规模、不成片的耕地现实，和小农户经营主体小而散的现状。
我国的土地类型中，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面积的33％。
九大商品粮基地（太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江淮地区、成都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珠江三角洲），和五大棉基地（冀中南-鲁西北-豫北平原、江汉平原、黄淮平原、长江下游滨海和沿江平原、南疆棉区），无一不处在“沿江靠湖”的平原地区。
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进程已经过半，土地集中连片、小田变大田正在成为现实。在此情况下，我们不禁会问：当2030年的建设目标达成，规模农业的时代会到来吗？
对此，郭政平表示，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流转及地块分散化等原因，2030年只能在少数区域实现，规模化农业还需要一段时间。
罗其斌也强调道，“信息化和数字化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规模化、机械化和标准化。”这里的规模化，一是指规模化的农田面积，二是规模化的经营方式。
如果地块不统一，经营主体分散，很可能导致技术方案“千人千面”，这对于企业的成本控制和经验复制推广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就这个问题而言，同步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创新或许是一个新的机会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末，全国有实际经营活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100万家，家庭农场近89万个。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其社会化服务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代耕托管到喷洒农药，从育秧育种到机收机播，这类新主体正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
在这一领域，有能力承担、统筹部分生产经营环节的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业服务商或将大批涌入。
另外，据有关部门统计，2021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1%，其中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机耕、机播、机收三项作业水平按4︰3︰3比例加权的和）分别达到97%、90%和84%；畜牧养殖和水产养殖机械化率分别达到36%和32%。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是反映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代表性指标。目前，耕整机、联合收割机、自动饲喂机、制氧机等基础型大中小型机械在农业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正如郭政平所言：
“农田智能装备如无人拖拉机、采摘机器人等无人农场项目在应用端尚未完全成熟，处于科研和试验阶段的居多，距离大规模投入实际应用还有比较长的时间。”
在土地、经营主体和机械化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和完善的过程中，实现完完全全的规模农业或许尚远。但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规模”的时代，将在每一位农业人的奋斗中悄然来临。
而在“适度规模”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是最具潜力的业务模式之一，托管服务、半托管服务、植保服务、收储服务、订单农业等模式是其中典型。在未来，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成为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农民增产增收、农村人才回流的有力措施，也将为耕耘其中的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