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基因梅永红 ：种业创新不能唯技术论，农业更需系统思维解答复杂命题
梅永红，业内常称“梅叔”，华中农大农学专业毕业，曾在农业部和科技部工作二十余年，并担任过山东省济宁市市长。2015年，梅叔辞去公职，加入华大基因，先后出任过华大农业董事长和国家基因库首任主任，现任华大集团执行董事、深圳华谷生物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兼任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
梅叔说：“农业正在被颠覆。” Insight 2050试图寻迹“未来农业”的丝缕脉络，显然，农学出身、与农业羁绊半生的梅永红有着更为全面且深度的思考。
35斗与梅叔的对话便从生物技术掀起巨大变革的种业开始讲起。
“中国种业不仅是技术问题”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技术组合将育种带进了4.0时代，围绕种业，转基因、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等创新技术成为绕不开的标签，大有种业兴衰皆系于技术成败之势。
但梅叔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种业是技术问题，但我认为，甚至越来越认为，种业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首先是追本溯源，种业到底是不是一个产业？
如果认为种业是一个产业，那一定要按照产业规律办事，回答与产业相关的问题：市场在哪里？需求在哪里？商业模式是什么？如何形成价值闭环？
过去思考问题，大多是“技术-产品-应用”的线性模式，也可以认为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这已不再适应当前的产业发展规律，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拉动技术进步渐成主流。
此外还有商业模式和产业环境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如何保护？应用场景如何匹配？
以大型跨国种企为例，其商业模式不仅限于种子售卖，而是围绕种业延伸至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甚至延伸到对整体产业体系的服务。而我国绝大部分种业公司还是育繁推一体化，既缺乏差异化，难以形成有效的专业分工，又无法拓展产业链及盈利边界。
当前中国农业小农经济形态，也使得种业高度分散，没有合理的产业集中度。“可以肯定，如果不突破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状态，我认为很难成长起有价值、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企业；如果不能更加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企业或其他资本力量也不愿意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种业研发中来。”梅叔这样说道。
以上种种，均不止于技术问题。
在光明日报发布的《我国种业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文中提及，2022年农作物种业企业研发总投入65亿元。而2022年拜耳年度财报显示，作物科学研发费用为28.76亿欧元（约计222.5亿人民币）。若简单直观对比，则中国种企的研发投入总和约合拜耳一家企业研发投入的三成，此间竞争根本不在同一量级之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万建民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生物技术研发能力与水平，与美国差距还比较明显。”我国的专利数量虽然居全球第二，但美国的高价值专利是我国的30.7倍，而且美国占据了生物技术核心专利的70%。“所以，我国是生物技术研发大国，但不是核心技术策源地。”
因此，梅叔认为，不能过多地把中国种业的问题归结到技术问题上，甚至以为给技术砸钱、给科学家砸钱就能解决种业问题，这是一个认知误区。中国种业真正需要的，是回归产业本源，回到产业规律上来。
合成生物、设施农业，农业的机会在何处？
农业如何走向现代化？
“参考工业化进程，现代化一定是众多高端要素聚集和托起的结果，需要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要素的紧密结合。”梅叔这样阐释现代化的路径。
技术是其中的焦点话题。合成生物学等新的技术正在深度介入农业与食品领域，带来技术和产品的高速迭代。梅叔给予了高度肯定：“我非常看好合成生物学的前景，它带来的一定是颠覆”。他进一步说到：“未来我们通过合成生物学，甚至将来把人工智能导入之后，整个育种的概念会发生颠覆性变化，高度的数字化、智能化，会对过往以经验为主的研发方式形成颠覆，蜕变为一种从需求出发的定制式育种，通过大模型、人工智能整合优良性状，进而通过人工合成的方式来实现。”
通过人工合成优质蛋白、合成淀粉，还将在产品层面形成替代，最终指向的也是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颠覆。
合成生物之外，梅叔指出的第二个机会点在设施农业。
比如，以山东寿光为代表的温室大棚农业，对温度、湿度、水肥等条件的控制越来越智能化；而在新疆、甘肃等西北农业地区，“戈壁农业”、“沙漠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创造性地发展新的节水、节肥、保温等独特性技术办法。
规模化为设施农业创造需求，智能化为设施迭代创造需求，新的耕地开发对农业设施提出创新需求。梅叔说：“要相信中国农民的智慧，相信基层技术人员的创造性，这样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只是有待总结和提升。”
除此之外，“农业+科普”、“农业+都市”亦是非常契合中国农业多样性特征的农业发展方向，只是需要更多的政策弹性空间——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调整发展模式，形成不同区域间的差异化，这将更符合中国农业的现实条件，也更能促进中国农业高效发展。
“农业正在被颠覆。”梅叔十分坚信这种颠覆的必然性，“我不能说这种情形需要多久，也许它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相互交织、共存的过程，但农业的形态确实在改变，这种颠覆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
“您觉得现在入局农业能赚钱吗？”
我们给出了十分直接的提问，梅叔笑了笑谈到：“其实我们不需要为企业来考虑，企业家一定会算这笔账。”但他指出其中涉及到的两个要点：一是农业生产层面要建立在规模化之上，二是农企要注意延展一二三产融合的大农业产业链。
集约化，迈向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步
“集约化是任何一个产业走到一定阶段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农业也一样。” 梅叔说，“只要把农业看作一个产业，就必须回答能不能实现高度集约化、规模化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非常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小农经济一定是没有出路的，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层面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我认为完全不可想象”。
中国农业集约化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回答的时刻，但这个问题的答案绝不是“一刀切”。中国土地幅员辽阔，不同区域之间差异明显，所以针对不同地方进行不同的制度探索，“因地制宜地走向集约化”应是一种改革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以土地托管为代表的土地服务可以视为一项有效探索。一些专业户或企业已经进入市场开展土地托管服务，为农民提供“菜单式”生产服务。特别是在“全托”的服务之下，基本达到了耕种管收乃至加工全流程的统一经营，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实现了服务层面上的集约化经营。
抛开形式不谈，梅叔强调：“我特别想说的是，要支持这样一些探索，要以推进中国农业的集约化和规模化为方向，支持不同地域开展各种形式、各种制度的探索。”
出海，食物安全的出路在哪里？
“国际化是中国农业必须确立的一个战略支点。”梅叔的表述饱含结论式的决断。
众所周知，“中国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是讨论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经典话题。但是，世界整体上不缺耕地和淡水，比如东南亚国家、俄罗斯远东、非洲等地。梅叔认为，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既立足于自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资源的利用程度与方式。
新浪财经整理统计，2009年4月，日本政府牵头举办海外农业投资促进会议，随后又颁布了《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海外农业投资相关指针》，鼓励日本企业加大在海外的农业投资，投资覆盖生产、收购、流通、出口等多个领域。比如，2009年底，日本三井公司在巴西购买了10万公顷农田以种植大豆，“仅这一协议涉及的耕地面积就相当于日本本土可耕种农田面积的2%”。
2008年1月中旬，韩国大宇物流公司宣布向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租借130万公顷农田，租期99年，用于农作物种植以供应国内的需求。有人测算，“这笔交易几乎占去岛上适合耕作土地的一半。”
同年，印度15家企业在印度国家贸易公司的牵头下，开始在巴拉圭、乌拉圭和巴西等国展开租用农田的谈判。同时，印度企业还在缅甸、印尼等国购买了经济作物庄园。
同时，据Land Matrix数据库显示，截至2019年10月全球已完成海外耕地投资项目共计1690个，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东欧和南美洲地区，总面积为4986.55万公顷。中国企业已在全球49个国家投资了260个海外耕地项目，总面积1425.12万公顷，其中生产项目134个，总面积97.18万公顷。
“海外耕地”成为多国弥补国内耕地不足的共同选择，此间的竞争莫不是另一场“粮草先行”。
“农业的边界在发生变化，” 梅叔谈到，农业生产环节、生产工具、产业边界乃至贸易边界都在不断突破，“所以我们越来越需要确立一个大农业的概念，其中全球化视野不可或缺”。
中国现代化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开放，走向国际市场，利用国际资源。仅大宗产品而言，具有战略价值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铝矿石等也都大量进口，粮食也是一样。梅叔认为，我国现在每年进口多达1.5亿吨（左右）粮食，且主要以贸易为主，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归根到底谈“出路”，粮食安全、食物安全需要更多地利用外部农业资源。这一“利用”不该是简单的贸易关系，而需要提升对整个农业产业链的稳定性与控制力。现在由“ABCD”四大粮商掌控，中国对耕地、服务、交易、加工、物流等方面的介入与把控非常有限这一局面亟待改变。
未来农业的四大关键词与三大期待
“21世纪是BT技术的世纪。” 关于未来的论述，梅叔以确信的语态如此讲述，“生物经济这一赛道，正是中国必须且完全有可能把握住的历史机遇”。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使命，实现BT领域的并跑甚至领跑，将是改变IT时代一路跟跑导致“卡脖子”问题的一次机会。他说：“中国梦不是对现有生产规模的简单扩大，而是抓住新的生产力基础实现变革。现代农业就是BT的重要方向之一”。
对于更有边界的“未来农业”而言，梅叔提出了四大关键词：
一是“集约化”。前文已经反复提及：只要谈产业，就不可能不谈集约化。只要定性农业是一个产业，集约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中国农业如果不回答集约化的问题，农业现代化是走不通的。”梅叔认为，这个问题决定了农业未来的走向。
二是“技术”。梅叔所强调的技术，不只是文章、专利甚至新品种权，而是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能不能更多地应用到农业实践之中。“纵观各国经验，未来农业一定要更多地引入市场要素，发挥企业作用。”
三是“农民”。“我比较关心的是农民收入问题。”梅叔客观地表示，“如果农民没有接近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益，让中国农业能够一路往前走就是天方夜谭。”他强调，当下的环境与过去封闭的社会完全不同，“农民是可以用脚来投票的”。怎样提高农民收入？梅叔认为这是需要从政策层面直面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或将涉及到土地资本化、粮食价格提升、农民人口减少等具体问题。
四是“国际化”。中国农业走出去是必然的、必要的，只是怎么走的问题。是做一个简单的国际贸易，还是在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有更大的把控力和话语权？梅叔认为这是需要从战略层面上回答的问题。
至于对未来农业的期许，梅叔语重心长地谈到：“我觉得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农业都是我们无法回避、无法忽视的一个大产业、战略产业。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说罢，他又有些感慨：“中国农业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我们已经跨越了多少个台阶，这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来之不易。”同时，他也提到，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客观存在，“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用突破性、开拓性的思维去面对、去改变，一定要有勇气、有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
从梅永红深圳办公室的窗外看去，深色玻璃外幕的高楼环绕，唯一的矮楼建筑是设计感十足的深圳市民中心，绿荫柏油路，穿梭往来的车流，一切都符合深圳这座城“创新前沿”的城市印象。
与“快节奏”的城市景象形成冲突的是，梅叔思考亘古绵延的农业未来时，他提出的第三点却是：“在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中国农民一定不能边缘化！”他强调，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一定要围绕农民来展开，不能够“见物不见人”。
他说：“中国亿万农民，一定要放到整个农业的大盘、整个农业大的政策体系最中心的位置。”诚恳而笃定的神态让人十分触动，仅此一句，便更能对“梅叔”二字的底色心领神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