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谷”到“农谷”，武汉如何打造农业科技创新高地？
2011年，刚刚从武汉大学毕业的李阳创立了伯远生物，凭借其攻读博士后期间取得的籼稻转基因技术突破，在国家生物产业发展的高地“光谷生物城”，正式从事起植物生物技术研究与服务。
2015年，刘世生从全球排名第一的芯片设计EDA软件和芯片接口IP公司辞职，在农化巨头富邦股份董事长王仁宗的支持下，成立武汉禾大科技，决心把科技创新应用到田间地头。
2019年，在基因编辑工具开发、作物品种开发、性状改良等方面积累了近10年经验的凌永国，携团队创办武汉艾迪晶生物，开启了生物育种商业化之路。
也正是前一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发布《“武汉·中国种都”发展规划（2017-2025）》，战略性提出以高农生物园为核心建设“中国种都”。2020年，农业农村部正式复函湖北省政府，同意建设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武汉市成为了全国第5个获批建设的国家农创中心城市。
自此，越来越多的“农业梦”开始在光谷这片创新的热土上，生根发芽。
截至2023年5月底，园区累计入驻企业(含注册)达600余家，包含世界500强5家，上市公司15家，高新技术企业154家、瞪羚企业48家，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4家，国家及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6家，上市“金种子”“银种子”企业12家。
其中包括世界500强美国杜邦先锋和瑞士先正达研发中心，全国种业销售收入第一的北大荒垦丰种业、国内第一家种业上市公司丰乐种业、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旗下的湖北省种子集团、全国种业排名第一隆平高科旗下湖北惠民种业等。
明星企业“扎堆”涌入，种业聚集度和活跃度处于高位，2022年种业全产业链产值超过650亿元，武汉缘何成为农业发展高地？
一、要发展，先有人
在被问到选址原因时，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3551人才计划”。
35斗了解到，该计划由武汉东湖高新区于2009年启动，原指未来3年内，在光电子信息、生物、环保节能、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五大产业领域，引进和培养50名左右掌握国际领先技术、引领产业发展的领军人才，1000名左右在新兴产业领域内从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科技创业的高层次人才。2012年后，其已成为东湖高新区常态性引才计划。
而这仅仅是当地人才政策的一道缩影。
目前，高农生物园拥有“千人计划”、“黄鹤英才”、“百人计划”等人才引进项目的行业顶尖人才90余名，国家级专家近500人，辐射生物农业从业高端人才超10万人，单论院士团队就高达11个。
其中，艾迪晶、武汉双绿源是院士领衔企业的典型代表。除租金减免、人才推荐外，凌永国还提到了一项特殊的政策：“一事一议”，这是政府针对顶尖人才团队量身定制的精准化引进政策。
近两年，艾迪晶承担了基因编辑抗除草剂水稻新品种培育、绿色农药分子设计等多个国家及省市种业重点项目，在经过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后，公司也获得了当地政府的专项支持。
资料显示，2021年至2025年期间，武汉市级财政每年安排6000万元农业专项资金支持种业发展。在此基础上，金杰向我们重点介绍了武汉农创基金，中心的另一大“资金血液”。
武汉现代农业科创基金总规模3亿元，由武汉高科集团联合武汉市农业引导基金发起设立，主要聚焦生物种业和现代科技。自2021年12月23日成立以来，已成功投资武汉双绿源和禾大科技等企业。
近日，伯远生物完成了数千万元的A轮融资，武汉农创基金便是联合投资方之一，这是公司自2023年正式入驻中国种都大厦以来的另一件“大事”。
当前，伯远生物正在申报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公共服务平台，经过评审认定后，企业每年可获得政府的一次性补贴，标准按其对东湖高新区生物企业服务累计金额的10%，最高可达100万元。
从芯片领域跨界而来的刘世生还提到了武汉的另一面“闪光点”。他表示，武汉高校资源丰富且科技产业完善，其中光通信产业整体实力位居国内第一，加之政府近些年大力扶持高端装备、北斗等现代化产业，发展数字农业具有先天“基因”。
另外，武汉地处华中腹地，对湖北、江西、湖南等周边柑橘主产带具有天然的市场辐射优势，这为禾大科技的数字化节水灌溉技术寻找多元化应用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近期，国内玉米生物育种领域的领军企业未米生物的总经理许洁婷也公开表示，未米生物的科技研发中心即将落户光谷高农生物园。
“武汉国家农创中心正发力打造生物育种完整产业链，正是因为武汉的科教人才优势、生物育种的研发实力，让未米生物选择了武汉。”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武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之城”，拥有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等近50所涉农高校和科研院所。
另外，通过11位矩阵式涉农院士团队的引领带动，玉米等作物种质创新和分子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检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16个国家及部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生物农药工程研究中心等14个国家及省级工程技术中心的深度聚集，武汉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实力强劲。
这里诞生了全球第一张水稻全基因组育种芯片、全国第一个双低油菜品种、中国第一个抗虫转基因水稻品种、全球第一支试管藕，以及优质柑橘、优质稻、水生蔬菜、淡水鱼、优质瘦肉猪、试管薯、高效动物疫苗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
优质的人才供应、园区和高校的深度融合，助力武汉农业跑出加速度。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洪山实验室——武汉农创中心的核心研发机构。洪山实验室由华中农业大学牵头，10多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建。作为湖北省着力打造的重大生物育种创新平台，主攻粮、油、菜、猪、鱼等5个重大育种及新品种培育专项。
截至2022年6月，洪山实验室已形成30余项技术转换合同，培育孵化5个创新主体，成功让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因此，扎堆涌入的背后，首先是企业发展需求和武汉农业“基因”的深度契合。
二、有问题找干部，政府做好娘家人
只有把自己的内功修炼好，才能走得更长远。
凌永国指出，我国在生物育种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近些年基因编辑育种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但商业化模式不够清晰始终是行业前进的一个卡点。
2023年4月，农业农村部发布《2023年农业用基因编辑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批准清单》，我国首个植物基因编辑安全证书被山东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摘得。尽管大量技术、人力早早布局，但全国首个安全证书的下发，才真正标志着我国基因编辑正式驶入了产业化“快车道”。
在寻找合适的商业化路径时，育种企业需要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开发出的性状是否具有商业化价值，市场能否真正回哺产业。
凌永国认为，转基因技术开发的抗虫、抗除草剂性状的价值毋庸置疑，但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所开发出的新性状是否“有用”还缺少科学、实践验证，前端的基础研究还需要做得更好。
放大来看，这是国内生物育种企业在产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共性挑战。为打通种业产业链，加速从技术到产品、从科研到商业化的转化，政府也是耗了一番功夫。
2024年，武汉国家农创中心重点打造“农创芯动力”创新发展系列专题沙龙。首场活动便聚焦“基因编辑育种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化”，政府开始走到前台，寻求与企业家、科研专家和金融机构的全方位、多层次联动。
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文高强调，组织此类交流活动的基本初衷，是在交流中寻找到合作、投资的契机，加速现有领域研究成果的转化。对政府部门来说，为企业做好服务，加强重点企业招商引资、支持产业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职责。
除了诚意满满、干货十足的涉农优惠政策，对于有入驻意向的企业，政府化身“店小二”贴心服务，也给企业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今年3月举办的2024年农业农村招商引资大会上，武汉欧特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Erik Bijopst博士提到，“作为一名外籍人士，从公司注册、营业执照，到外籍人员工作许可证、居留许可证的办理，政府各部门都给企业及我个人提供了诸多帮助。”
据了解，武汉欧特邦是富邦股份与OCP集团的合资公司香港 JV 在武汉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化肥和农民解决方案领域的服务，以及创新和研发活动。
不仅是引进来，更要走出去。
在采访过程中，刘世生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农业现代化，西北是必争之地。
作为我国大田种植规模化、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新疆、内蒙古等地成为了大多数字化设备、节水灌溉技术的绝佳应用地。公司也以博乐市为立足点，在新疆各地区进行了数字化节水灌溉技术和产品的大面积应用推广。
博乐市是武汉市对口援疆城市，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北与哈萨克斯坦接壤，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距武汉3800多公里。相隔遥远、时差问题对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对此，刘世生也十分乐观地表示：“在武汉，有问题找园区；在博乐，有问题找武汉援疆指挥部。”迄今为止，湖北省已向当地输送了十余批援疆干部人才，对向外拓展业务的企业而言，遥远的新疆也不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市场。
可以说，武汉生物农业、数字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破局这道题，是由企业和政府共同来书写答卷。
三、瞄准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武汉农业大有可为
站在全球农业大创新的时代风口，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已成为农业科技的关键竞争点。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禾大科技一直非常看好两个方向，一是数字技术跟农业的结合，二是生物技术跟农业的结合。”这也与武汉国家农创中心的产业规划不谋而合。
刘世生表示，在尖端科技领域，武汉有扎实的人才资源和软硬件产业储备。如何将这些科技优势更多地导入农业的应用场景，是接下来政府和企业需要共同思考的事情。
禾大科技将继续围绕数字化节水灌溉，把作物农学和自研软硬件产品更深入结合，让产品更智能、性价比更高，助力数字农业的“武汉模式”推广复制到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
而在生物育种方面，金杰认为，“基因编辑育种，武汉具备良好的发展基因。”除利用人才、地理和土地优势做大做强生物种业外，武汉市生物农业还有另外一个切入口：以植物底盘去做合成生物学产品。
金杰表示，该领域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从设计生物装置、建立代谢通路到合成基因组，大多是在微生物底盘中进行的。但以大豆、玉米、马铃薯等植物为底盘的合成生物学研究还相对稀缺，而其在农业生产、生物制药、能源环境等方面的产业化价值又不可小视。
这在未来是一个很好的赛道，也是武汉的一次新机会。
在武汉国家农创中心和“中国种都”的发展战略之下，伯远生物将持续做大规模，做强内核。深耕武汉，面向全国，打造高水平生物育种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助力武汉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育种研发的高地和聚集地。
放眼全国，种业企业的数量在2016年曾减少至4500多家，2023年又再度回升至8000多家。凌永国谈及公司未来规划时表示，在生物育种的关键卡点技术上，武汉已经具备极强的先发科研优势。
当前，产业想要从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还需要政府帮助科技平台型企业对接产业链上下游合作，聚合产业优势力量，打造湖北种业优势阵营。
产业的延链、补链、壮链、强链，不仅仅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特殊赛道，而是整个农业现代化的长期课题。《武汉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到，我们不仅要决定自己“种什么”“吃什么”，还要向农业要品质、要效益。
相应地，武汉市也通过出台若干政策和布局相关动作，来支持关键产业发展：
2月27日，在武汉东湖科学城核心区光谷科学岛的红泥地里，国家作物表型组学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正式启动建设。在农业领域众多科学家从“十二五”到“十四五”努力推动之下，“神农设施”终于迎来从构想到蓝图的关键时刻，为推动我国全面开启“常规育种+生物技术+信息化”育种4.0时代、提前布局人工智能育种5.0时代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
项目总指挥、遗传发育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邢雪荣表示，神农设施将填补我国农业领域重大设施的空白，也希望这一大科学工程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催生创新裂变，引领长江经济带生物育种产业的飞速发展。
正如此前武汉国家农创中心组织的沙龙所传递的信息那样，聚集在中心的种业研发机构、种业企业，和如同未米生物一般持续不断涌入的新鲜力量，正以进一步厚实研发基础为出发点，链式布局生物育种赛道。
诸多信号来看，未来，武汉农业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