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永红:我国农业的挑战与未来

近日,华谷研究院理事长、华大集团董事梅永红出席中原农谷·2023国际未来农业食品百强大会,并在主论坛上作《农业的挑战与未来》主旨报告,本文根据相关分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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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能够以相对稀缺的农业资源满足14亿人的吃穿,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大事。但作为政策研究者,我们还应该看到其背后潜藏的重要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供给不足问题。

以谷物自给率为例,2020年美国谷物自给率123.2%,加拿大184.8%,法国209.7%,德国104.2%,俄罗斯150%,中国只有70%。从粮食进口数据来看,我国近20%的谷物来自进口,若折算为耕地,大约需要8至10亿亩的耕地。

消费需求方面,所谓口粮安全的背后,是人均肉类消费量的大幅提高(从上世纪60、70年代人均3.3公斤到2019年的51.3公斤,增长了近16倍),这些动物蛋白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国外原料。如果没有这些动物蛋白,我们还敢说口粮安全吗?

2021年习总书记曾经说过,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各国就纷纷捂住自己的粮袋子。现在,我国粮食的供需还处于“紧平衡”的状态。如果谈国家安全,我认为粮食安全应当排在前列。

第二是农业资源稀缺问题。

我国人均耕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3,淡水资源只有1/4,而且分布极不均衡,南方多雨少地,北方多地少雨。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不得不对农业资源过度利用,导致耕地质量和地下水位下降。世界仅存的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黑土地已消耗过半。全国高质量耕地不到30%。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年施化肥6000万吨,占全球33%;农药175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8%的耕地,6%的淡水,18%的人口,这就是基本国情。

第三是农业国际竞争力薄弱问题

以中美农业的数据对比。中国农业就业人数是1.94亿,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5.1%;美国是242万,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34%。但两者的耕地面积相差不大(23.66亿亩/20.24亿亩),折算下来我们的生产效率只有美国的6.4%。

从农业人均产值来看,我国人均产值5253美元,美国是82016美元,相差16倍。粮食作物的人工成本对比,玉米中国是美国的14.78倍,稻谷是4.11倍,小麦是16.33倍,大豆是8.5倍,棉花高达28.23倍,这个差距还在逐渐拉大。

农产品价格方面,国际市场玉米价格2200元,我国是2800元;国际小麦价格2500元,我国是2900元;国际大豆价格3800元,我国是5300元。

在农业收益上,我国大豆每亩收益不到100元、玉米500元、水稻400元。按照户均耕地10亩计算,农民种粮一年到头,基本上也只是糊口,生产的积极性从何而来?

二、中国农业的历史变革

当前,农业正处在历史的变革时期,我认为需要对农业重新定义,有几个显著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

要素结构的变化。过去我们理解的农业,就是老农民加一亩三分地。但在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现代生产要素(资本、技术、人才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被导入到农业体系当中。我们要知道,要素结构才是决定产业结构水平高低的关键。

农业产业功能的变化。三产融合、“第六产业”,农业+健康、农业+文旅、农业+环保等,越来越多的农业新业态不断呈现,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过去只是满足吃穿完全不同。

政策方向的变化。已从过去的生产主导,转变为现在的消费主导。市场在哪里,消费需求是什么,决定着生产端的行为。

产业边界的变化。不再是划地为牢,米袋子、菜蓝子问题交给市场,而不是交给省长、市长。不只是国内,还有国际和国内的互动,成为日益开放的体系。

生产主体的变化。大量新农人进入农业领域,许多企业和服务机构成为农业业产业链条中的生力军,农业生产的主体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科技的变化。以种业革命为例,从大航海时代的物种大迁徙,到第一次革命高秆的矮秆化,第二次革命杂交技术的应用,第三次革命分子技术的应用,包括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育种等,种业的底层技术已经彻底变革。

再举几个典型的现代农业案例。美国以规模农业为主,其耕地面积占全球耕地面积13%,但粮食产量居世界第二(全球占比达16%,仅次于中国)。以色列的设施农业发达,年降雨量不足200mm,人均耕地0.64亩,却达到了95%的粮食自给率,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荷兰土地、淡水资源匮乏,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净出口国。在这些国家,完全看不到所谓的传统农业形态,农业已成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农业是永远的朝阳行业。当越来越多的现代生产要素导入农业后,农业将是一个持续增长的产业门类,一个可以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产业门类。因此,改造传统农业,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关键是要从农业外部引入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只有当越来越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现代生产经营管理方式进入农业,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

三、中国农业的出路

一是农业高技术化。前面已经谈到,判断一个产业水平高低,或者是否属于高技术产业,我们不是来看它到底生产什么,而是看它怎么生产。当越来越多的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业之后,农业也可以成为一项高技术产业。

如生物育种,对转基因无谓地争论了20年,现在是打开政策大门的时候了。还有智能化技术,让农业可以逐步减少来自于自然条件的约束,变得越来越可控和稳定。我们需要关注跨界的力量,未来真正改变中国农业的是跨界因素。

二是农业集约化。我国农民户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美国的1/400,欧盟的1/40,日本的1/4。耕地的高度碎片化,不仅造成长期的小农经济及其脆弱性,而且也导致农民逐渐失去种田的积极性。

最近我去澳洲进行农业实地考察。在北澳地区一个农业区域,70家农户,200个农民,20个服务人员,耕地面积达140万公顷,平均每户2万公顷,农民家庭年均收入50万澳元(约200万人民币)。两相对比,中国农业弱势尽显。

规模化、集约化,是中国农业迈向现代化必须回答的问题。其中涉及到许多制度瓶颈,比如耕地承包权能否变股权?耕地能不能大量托管、流转?如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资本下乡是好是坏?

最后是农业国际化。我们必须承认,仅仅依靠国内资源,远远满足不了14亿人口日益增长的食物消费需求,农业“走出去”是必然选择。应当把“走出去”作为维护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战略,把政商协同作为农业“走出去”的根本保障,把产业配套作为实现农业“走出去”的重要基础。

农业,是属于有情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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