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永红：我国农业的挑战与未来
近日，华谷研究院理事长、华大集团董事梅永红出席中原农谷·2023国际未来农业食品百强大会，并在主论坛上作《农业的挑战与未来》主旨报告，本文根据相关分享整理。
一、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能够以相对稀缺的农业资源满足14亿人的吃穿，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大事。但作为政策研究者，我们还应该看到其背后潜藏的重要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供给不足问题。
以谷物自给率为例，2020年美国谷物自给率123.2%，加拿大184.8%，法国209.7%，德国104.2%，俄罗斯150%，中国只有70%。从粮食进口数据来看，我国近20%的谷物来自进口，若折算为耕地，大约需要8至10亿亩的耕地。
消费需求方面，所谓口粮安全的背后，是人均肉类消费量的大幅提高（从上世纪60、70年代人均3.3公斤到2019年的51.3公斤，增长了近16倍），这些动物蛋白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国外原料。如果没有这些动物蛋白，我们还敢说口粮安全吗？
2021年习总书记曾经说过，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各国就纷纷捂住自己的粮袋子。现在，我国粮食的供需还处于“紧平衡”的状态。如果谈国家安全，我认为粮食安全应当排在前列。
第二是农业资源稀缺问题。
我国人均耕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3，淡水资源只有1/4，而且分布极不均衡，南方多雨少地，北方多地少雨。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不得不对农业资源过度利用，导致耕地质量和地下水位下降。世界仅存的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黑土地已消耗过半。全国高质量耕地不到30%。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年施化肥6000万吨，占全球33%；农药175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8%的耕地，6%的淡水，18%的人口，这就是基本国情。
第三是农业国际竞争力薄弱问题。
以中美农业的数据对比。中国农业就业人数是1.94亿，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5.1%；美国是242万，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34%。但两者的耕地面积相差不大（23.66亿亩/20.24亿亩），折算下来我们的生产效率只有美国的6.4%。
从农业人均产值来看，我国人均产值5253美元，美国是82016美元，相差16倍。粮食作物的人工成本对比，玉米中国是美国的14.78倍，稻谷是4.11倍，小麦是16.33倍，大豆是8.5倍，棉花高达28.23倍，这个差距还在逐渐拉大。
农产品价格方面，国际市场玉米价格2200元，我国是2800元；国际小麦价格2500元，我国是2900元；国际大豆价格3800元，我国是5300元。
在农业收益上，我国大豆每亩收益不到100元、玉米500元、水稻400元。按照户均耕地10亩计算，农民种粮一年到头，基本上也只是糊口，生产的积极性从何而来？
二、中国农业的历史变革
当前，农业正处在历史的变革时期，我认为需要对农业重新定义，有几个显著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
要素结构的变化。过去我们理解的农业，就是老农民加一亩三分地。但在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现代生产要素（资本、技术、人才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被导入到农业体系当中。我们要知道，要素结构才是决定产业结构水平高低的关键。
农业产业功能的变化。三产融合、“第六产业”，农业+健康、农业+文旅、农业+环保等，越来越多的农业新业态不断呈现，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过去只是满足吃穿完全不同。
政策方向的变化。已从过去的生产主导，转变为现在的消费主导。市场在哪里，消费需求是什么，决定着生产端的行为。
产业边界的变化。不再是划地为牢，米袋子、菜蓝子问题交给市场，而不是交给省长、市长。不只是国内，还有国际和国内的互动，成为日益开放的体系。
生产主体的变化。大量新农人进入农业领域，许多企业和服务机构成为农业业产业链条中的生力军，农业生产的主体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科技的变化。以种业革命为例，从大航海时代的物种大迁徙，到第一次革命高秆的矮秆化，第二次革命杂交技术的应用，第三次革命分子技术的应用，包括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育种等，种业的底层技术已经彻底变革。
再举几个典型的现代农业案例。美国以规模农业为主，其耕地面积占全球耕地面积13%，但粮食产量居世界第二（全球占比达16%，仅次于中国）。以色列的设施农业发达，年降雨量不足200mm，人均耕地0.64亩，却达到了95%的粮食自给率，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荷兰土地、淡水资源匮乏，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净出口国。在这些国家，完全看不到所谓的传统农业形态，农业已成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农业是永远的朝阳行业。当越来越多的现代生产要素导入农业后，农业将是一个持续增长的产业门类，一个可以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产业门类。因此，改造传统农业，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关键是要从农业外部引入更多先进的生产要素。只有当越来越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现代生产经营管理方式进入农业，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
三、中国农业的出路
一是农业高技术化。前面已经谈到，判断一个产业水平高低，或者是否属于高技术产业，我们不是来看它到底生产什么，而是看它怎么生产。当越来越多的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业之后，农业也可以成为一项高技术产业。
如生物育种，对转基因无谓地争论了20年，现在是打开政策大门的时候了。还有智能化技术，让农业可以逐步减少来自于自然条件的约束，变得越来越可控和稳定。我们需要关注跨界的力量，未来真正改变中国农业的是跨界因素。
二是农业集约化。我国农民户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美国的1/400，欧盟的1/40，日本的1/4。耕地的高度碎片化，不仅造成长期的小农经济及其脆弱性，而且也导致农民逐渐失去种田的积极性。
最近我去澳洲进行农业实地考察。在北澳地区一个农业区域，70家农户，200个农民，20个服务人员，耕地面积达140万公顷，平均每户2万公顷，农民家庭年均收入50万澳元（约200万人民币）。两相对比，中国农业弱势尽显。
规模化、集约化，是中国农业迈向现代化必须回答的问题。其中涉及到许多制度瓶颈，比如耕地承包权能否变股权？耕地能不能大量托管、流转？如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资本下乡是好是坏？
最后是农业国际化。我们必须承认，仅仅依靠国内资源，远远满足不了14亿人口日益增长的食物消费需求，农业“走出去”是必然选择。应当把“走出去”作为维护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战略，把政商协同作为农业“走出去”的根本保障，把产业配套作为实现农业“走出去”的重要基础。
农业，是属于有情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