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生成逻辑、内涵特征与推进方略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全面的。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目标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是快“变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慢“变量”，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明显滞后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基于此，本文全面分析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成逻辑，深入解析其内涵意蕴与鲜明特征，研判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具体推进方略。
一、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深层的历史逻辑、强烈的现实逻辑，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加快推动大国传统农业农村向现代化农业农村转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艰难追索、自主探索、自信求索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面对怎样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怎样为全球贡献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怎样满足亿万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怎样促进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等现实课题，中国作出了符合国情农情世情的科学回答，得出了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迈上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一）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1.学习借鉴艰难追索的农业现代化之路（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采取学习借鉴苏联的农业现代化方式，组织农民并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开始了艰难追索的农业现代化之路。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将农业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现代化的农业”第一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一时期，现代化的内容虽有变动，但农业现代化始终未变，其着力点是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力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村耕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尽管农村现代化也一直进行着相关实践，但始终没有被确立为战略目标。
2.“三农”问题倒逼自主探索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1978—2012年）
改革开放前，农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集体劳动并按工分分配的经营体制、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束缚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要在思想上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1982—1986年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解放生产力”，尊重基层和农民首创精神，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活农产品流通市场，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21世纪前后，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下滑，2003年跌到4307亿公斤。1997—2003年农民收入每年平均只增加4%左右，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一半，农民负担较重，“三农”问题凸显。2004—2012年九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城乡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工权益保障等，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的农村政策体系。
这一时期，中国在“三农”问题倒逼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促进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农村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2005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志着中国将农村现代化纳入国家政策框架设计，但农村现代化仍明显滞后于农业现代化进程。
3.把握历史主动自信求索的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三农”问题，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014年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2016年进一步提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上下同心决战脱贫攻坚，832个国家级贫困县摘帽，12.8万个国家级贫困村出列，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整体来表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将其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二十大对农业农村工作作了科学部署：未来5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并建成农业强国。
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入黄金期，通过主动作为自信求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充分发挥了农业农村“压舱石”作用，为稳定经济社会大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赢得了历史主动、战略主动。
（二）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逻辑
1.中国之问：怎样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如期建成农业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和重点难点。当前，我国粮食供求仍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较高，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稳产保供的基础还不牢固；农业科技仍然存在诸多短板弱项，部分核心种源、高端装备过于依赖进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数量偏低；农业面临的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风险因素不断积聚；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普遍超过国际市场，缺少具有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跨国农业企业，竞争力明显不足。怎样加快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是亟待回答的“中国之问”。
2.世界之问：怎样为全球贡献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西方国家掌握着现代化先发话语权，一段时期内，“西方化”近乎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西方式”似乎是唯一正确的现代化道路，但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后发国家要避免为了“西方式”而削足适履。2022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4%，粮食总产量68653万吨，已连续8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近20%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其成功的“基因”是什么，蕴含了哪些中国智慧，值得深入思考总结。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能为世界其他后发实现现代化国家提供哪些可资借鉴的路径和启示，为全球贡献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方案，是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期待。
3.人民之问：怎样满足亿万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亿万农民的需求伴随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也发生了改变，过去主要强调农业增产增收，现在要求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要求在农村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满足衣、食、行等基本生活需要，而且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的公共服务、可靠的社会保障、丰富的文化精神活动；不仅要保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而且要求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逐步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仅要求有“好山、好水、好乡风”，还要发展美丽经济、建设美丽乡村、实现美好生活。中国农业是近2亿人就业的产业，中国乡村是近5亿农民常住的家园，怎样满足数亿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答好的“人民之问”。
4.时代之问：怎样促进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关系到世界安全、人类生存。近年来，世界各地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全球气候变暖与温室效应已经成为眼下人类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农业本底是“绿色”，农村功能之一是供给生态产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绿色化、低碳化。当前，农业资源过度消耗的经营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种养业绿色生产、低碳加工技术滞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疫后绿色复苏的唯一正确选择，现代化必须回应农田固碳扩容、种植业节能减排、农机节能减排、畜牧业减排降碳、可再生能源替代等实践命题，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答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时代之问”。
二、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
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是“本体”，农民是“主体”，农村是“载体”，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丰富，应科学理解其理论意蕴、准确把握其鲜明特征。
（一）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指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指向下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多目标兼容并举，农业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三化融合”的现代化；但它并非农业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三者有机融合而成的既相互联系、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一般指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是从行业角度来界定的，农业涉及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等，既包括农村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又包括城市地区的涉农企业、农业科技、农业教育的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一般指穷困农民向富裕农民转变的过程，是从人的角度来界定的，既包括留居在乡村的农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又包括流动到城市的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现代化是落后农村向现代乡村转变的过程，是从空间角度来界定的，核心是乡村独特功能的现代化，主要包括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生态屏障与生态产品供给、乡村优秀文化与农耕文明传承创新，推动农村从“粮田”变“粮仓”、从“穷山”变“金山”、从“田园”变“乐园”。
“三化融合”的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有系统性也有各自侧重点。农业现代化侧重于产业体系现代化、生产体系现代化、经营体系现代化，其目标是促进农业优质高效，建成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农民现代化侧重于农民能力现代化和农民生活现代化，其目标是促进农民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农村现代化侧重于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目标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科学认识并厘清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共同富裕之间的辩证关系十分重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三农”工作总抓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其总目标；农业农村现代化微观层面目标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宏观层面目标是全面建成农业强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农业强国的前提，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必然是农业强国、不必然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强国、共同富裕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农业农村现代化须跳出“农业农村”，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要畅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要双轮驱动，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要同频共振，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就地过上现代生活要同向发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可以用图1来表示。
（二）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1.“农富国强”目标的现代化
“农富”是指“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不仅指“农民”还指“农村”，“富”既包括物质“富”足又包括精神“富”有；“国强”则是指“农业强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致力于全面建成农业强国新目标。从历史阶段来看，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农业强国的战略部署与时间安排同步伐相一致，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农业强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农业要完全实现由大到强的质变，最终全面建成现代化的农业强国。
2.大国小农、人多地少禀赋的现代化
“大国小农”基本国情农情与“人多地少”要素资源禀赋，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直面的现实起点。一是“大国小农”是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格局。“大国”大在人口规模，中国既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有着十四亿多的人口总量，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超大人口规模意味着农产品市场需求也是巨大的。“小农”小在生产经营规模，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小农户数量约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27%，且经营土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农户占家庭承包户总数的比例从1996年的76.0%增至2016年的85.2%。小农经营方式长期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021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17072万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2.9%，而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全国GDP的7.3%，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1.9%。二是“人多地少”是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禀赋约束。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从二调的1.52亩/人降至三调的1.36亩/人，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现实的国情农情和要素资源禀赋表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最基础的力量依然在小农。
3.四化同步、一体推进的现代化
“四化同步”是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同步的“并联式”现代化。西方国家历经200多年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依次发展，而中国要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实现后发赶超，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能模仿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的现代化模式，而必须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叠加、良性互动、有机融合、协调并进、同步发展的“并联式”发展。“一体推进”是指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同向”推进和“同步”推进。“同向”推进是指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在目标方向上的一致性，二者共同着眼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局大局，共同服务于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同步”推进是指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在内容布局上的系统性，涉及乡村全面振兴。
4.赓续中华农耕文明的现代化
中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是以农为本的文明古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耕制度、农学思想和农业文化，铸就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之魂，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截至目前，中国有19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占世界总数的25.67%，数量居世界第一；农业农村部分六批认定了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在29个省份的151个县（市、区），包括60多种农牧业物种和各类农业生态类型；保护好传统村落，就是守住乡村文脉的“根”，传统村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着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中国先后发布六批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共有8155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赓续中华农耕文明，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优势特色。
5.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嵌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村民自治组织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底层逻辑。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有机融合的现代化，是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和智慧治理以实现乡村善治的过程，构建了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组织力量和个体力量、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现代化，进而推动制度优势和体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代化。
6.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天人合一，主张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生态智慧，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产生深刻影响。在中国式现代化纵深推进的今天，人类活动已经逼近资源环境承载力极限。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伤害最终会反伤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乡村作为“山水林田湖草沙”自然综合体，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乡村振兴中走弯路；与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中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绿水青山”，在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过程中实现“金山银山”。
三、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和资源禀赋约束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质变，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外部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挑战加大，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安全性主动权议题更重要、难度更大
全球气候变暖、国际地缘冲突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世界粮食安全形势面临着恶化，中国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扩大。一是国际市场进口依赖与国际粮价震荡带来的挑战。2022年中国人均拥有的国产稻谷和小麦总量为494.69斤，口粮绝对安全得到保障。但是，饲料和工业转化用粮消费继续增加，粮食消费总量刚性增长。就食物总体需求而言，中国对国际市场依赖度依然较高，国内食物供给的缺口主要在口粮以外的其他食物。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2022年粮食进口量高达14687.2万吨，占国内粮食总产量的21.39%，其中大豆9108.1万吨、玉米2062万吨、高粱1014万吨。与此同时，国际粮食价格出现持续攀升的趋势。2022年国际市场上小麦、玉米、大豆价格均较2021年有较大幅度上升，涨幅分别为28.62%、19.22%、13.00%。未来一个时期，如何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成为掌握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安全性和主动权的关键因素。二是食物单一供给体系与食物需求多元化的有效匹配带来的挑战。中国居民食物消费观念结构从传统的8∶1∶1模式，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向4∶3∶3模式升级。而中国的食物获取渠道主要集中在耕地和动植物，从草原、森林、海洋获取的食物量在总供给中占比偏低，这种仅在“主粮”上做文章、稳守“米袋子”的单一供给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滞后于现阶段新消费理念，如何在充分保障14亿人口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23万吨肉的日均需求基础上，全方位、多渠道开发食物资源，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是政府未来工作的重点。
（二）现有体制下的要素市场化配置，农业农村“洼地效应”还难以释放，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再平衡难度更大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推动城市工业化发展，中国将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作为农业剩余获取的制度安排，由此确立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乡村生产要素流动受阻。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人口流动的放宽使得农户对于资源利用的自主决策权力强化，城市的极化效应强于涓流效应，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而在城乡二元结构仍较突出的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相较于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人才要素双向流动不畅，农村土地闲置资源盘活难，资金长期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导致农村发展面临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农村资金供求失衡等难题，资本要素下乡尚待破题。要素市场化改革未能实现“要素洼地”的乡村成为城市先进要素回流“高地”的预期目标，农业农村“洼地效应”未能充分释放。如何在不平衡中促进城乡要素资源的再平衡，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
（三）农业生产经营的质效还偏低，产业核心竞争力还不强
中国农业发展水平虽然在发展中国家或低收入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但较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普遍存在着“三率低、一不高、一较弱”。一是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中国土地生产率（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为2073.36美元/公顷,不到同期日本的1/4；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22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为2.17万美元，不到同期美国的1/5；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数据显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572，与世界0.7~0.8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二是农业科技含量不高。一方面，种业科技不强，中国良种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45%，距离欧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现代农业装备发展还不充分。农业农村部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油菜机播、机收率分别仅为38.83%、50.97%，马铃薯机播、机收率分别仅为29.77%、31.16%。三是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缺乏国际贸易比较优势。2022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的亩均用工成本分别比美国高出42.52元、10.53元、27.93元，土地成本分别比美国高出89.22元、161.94元、121.07元；谷物、油料作物和畜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均小于0.8。
（四）资源与生态双约束刚性更强，绿色低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迫在眉睫
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资源与生态的双重约束。一是中国人均资源匮乏的国情尚未改变。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均耕地不足1.4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21年中国人均水资源量约为2098.5立方米/人，仅为世界人均占有率的1/4，临近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人的严重缺水警戒线，中国正在由轻度缺水型国家发展为中度缺水型国家。二是资源利用方式仍然粗放，化肥、农药利用效率依旧偏低。2021年，中国化肥、农药施用强度依然分别高达307.7公斤/公顷、7.3公斤/公顷，仍超国际公认的化肥225公斤/公顷、农药7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三是资源环境过度开发导致土地退化问题日益凸显。《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显示，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4等以下的中低等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8.76%。四是投入产出要素存在较大程度的冗余，给农业绿色转型带来较大阻力。2001—2020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长了42.6%，但农业绿色技术效率年均下降了0.47%，化肥、农药、农膜等投入要素的冗余率超过了50%，农业碳排放量依旧徘徊在8000万吨左右。
（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农民持续增收传统动能减弱、新动能亟待培育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农民持续增收是弥合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但中国城乡差距依然高企。从收入差距来看，2012—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2.88降至1∶2.45，但绝对收入差距从15738元升至29150元。从收入结构来看，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作为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两大支柱，前者中的六成多来自农业经营收入。但是，受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粮食价格普遍下跌、大宗农产品提价空间有限、农业成本增加的影响，农民靠传统种养业增加经营性收入的空间不大。与此同时，经济增速明显下降、落后产能过剩、企业转型、农民工技能锁定难以实现生计转型等多重因素叠加，农民工进城务工机会减少，通过工资性收入实现稳定增收的压力有所增加。总体来看，种养业特别是粮食种植效益偏低，农民就业制约因素较多，支撑农民收入增长的两大传统动能正在弱化，农民持续增收需要培育新动能。
（六）乡村建设缺乏系统规划，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扬亟待引起重视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但在中国部分地区面临乡村建设缺乏科学系统规划、农民文化生活缺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断层等现实困境。一是乡村建设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四类村庄”还未完全实现精细化、差异化发展。农户住宅建设缺乏村级整体规划指导，导致村庄陷入无序建设、攀比建设，甚至违规建设的困局。祠堂、戏台、古院落等蕴含着浓厚乡村文化的建筑物缺乏保护，由此造成乡村原有风貌和自然生态的不可逆损害以及乡村人文景观地域特色的缺失。二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断档。从农民视角来看，当前农村的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较少，文艺活动更是匮乏，传统文化市场日渐萎缩、技艺传承出现断层、地方戏曲种类急剧减少。从村庄视角来看，承载农耕生活方式、生产技艺、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和村庄载体正快速消亡。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人口大量外流使得传统节日、风俗、手艺、饮食等失去传承的社会基础，同时承载着文化共同记忆的自然村也从2000年的353.7万个锐减至2021年的236.1万个。
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方略
党的二十大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作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新阶段新征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从六大方面着手。
（一）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把握主动权，增强发展安全性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重点是提升国内能力、树立大食物观、管控国际风险，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一是巩固和提升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攻克“作物增粮、饲养省粮、水产扩粮、蔬果补粮、减损节粮”等关键技术；“藏粮于民”，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保障种粮农民收益，解决种粮内生动力；“藏粮于仓”，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建设东北三省的“东北粮仓”、山东的“齐鲁粮仓”、河南的“中原粮仓”、四川的“天府粮仓”、内蒙古的“塞上粮仓”等，着力打造布局优化、空间安全的大国粮仓。二是坚持大食物观引领，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多渠道、成体系地拓宽食物来源，充分挖掘设施农业、森林、草原和江河湖海的食物供给潜力，扭转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滞后于食物需求结构升级所导致的错配，实现农业产需再平衡。三是管控国际风险，增强粮食产业韧性。要高度警惕粮食政治化、武器化、金融化、能源化等带来的全球危机问题，管控好重大公共事件、地缘政治冲突对中国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防范化解各类潜在风险和衍生风险。
（二）加快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既要完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又要打破二元体制下“公共服务、人、地、钱”等城市偏好的外生性制度障碍，建立健全乡村聚“人气”、聚“财气”的体制机制。一是加快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体化。要立足基本公共产品普惠特征，将供给重点放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本教育等方面，缩减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差距。二是加快破除城乡之间“人”的合理流动的制度藩篱。既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确保在城市落得下、稳得住、过得好，又要加快畅通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有序引导农民工返乡、能人回乡、大学毕业生到乡、企业家入乡，确保引得来、待得住、用得好。三要加快破除城乡之间“钱”的合理流动的制度藩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资本下乡要注重带动小农而不是排挤小农，守住经营农业、农民受益的基本要求，促进以资带农、农资互促的城乡资金融合新格局。
（三）增强农业科技与改革的双轮驱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竞争力
农业科技和农村改革决定着一个国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一是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农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产业急需为导向，聚焦底盘技术、“卡脖子”技术等领域，提高农业生产率，提升农业核心技术掌控力；发挥制度优势，避免低水平重复、成果空转现象，着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面向实践需求，推广科技小院、科创农庄、专家大院、科技特派员等模式，打通科技资源下乡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二是深化农村改革赋能现代化，破除制约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法宝，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主线，统筹推进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提前谋划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各项准备工作，健全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做好确权、推进赋权、实现活权，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四）构建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的农业生产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
在资源与生态双刚性约束下，要加快构建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的农业生产体系，促进经济再生产与生态再生产相结合、农业生产与生态产品生产相融合，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农业生产方式。一是创新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减总量、减强度的双减增效技术研发应用推广。构建现代科学施肥技术体系，开展化肥减量化行动，提高有机肥资源还田量、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化肥利用率；提升科学安全用药技术水平，深化农药减量化行动，着力降低化学农药使用强度，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创新病虫害统防统治方法。二是提升水资源和耕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加强农业灌溉水渠配套、灌溉制度改革、节水灌溉和高效水肥利用技术推广、旱作农业模式应用，积极倡导集约式耕地利用模式和适度规模化科学种养模式，不断缓解耕地资源供求矛盾、人地矛盾问题。
（五）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仍是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一是“跳出”乡村促增收，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带动能力强、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的县域富民产业。引导县域产业立足资源优势和发展基础，发展更具比较优势、更具带动辐射力、更能提供就地就近就业机会的富民产业，推动形成“一县一业”“一乡一品”发展新格局；引导县域产业向县城特别是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集聚集群集约发展，增强县域产业发展节点功能；完善县域产业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共富。二是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和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充分释放农业和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美学价值。坚持以生态农业为基、田园风光为韵、村落民宅为形、农耕文化为魂，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促进旅游观光、农耕体验、民宿康养、研学科普、农副产品直播带货等乡村新业态的健康发展。
（六）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能就地享受现代生活。一是推进“乡村宜居化”建设。要尊重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类型科学规划布局，避免陷入“有村无民”浪费陷阱，聚力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二是推进“乡村宜业化”建设。以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为导向，依托现有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打造乡村特色品牌，延长产业链、价值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劳动力需求。三是推进“乡村和美化”建设。乡村建设既要重硬件，更要重软件，“和”是魂、“美”是形，要构筑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中国式善治乡村；要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同赓续优秀农耕文化结合起来，加快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