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如何迎接农业“后绿色革命”大潮
目 录
1. 新局：资源限制与科技空间
2. 新机：颠覆格局的“后绿色革命”
3. 新贵：城市要精准选择赛道
4. “后绿色革命”的中国机遇和挑战
农业意味着什么？据粮农组织的统计，农业雇用了全球近40%的劳动力，占用了全球12%的土地，消耗了全球70%的淡水，却仅仅创造了4%的GDP。从消耗和产出来看，农业有点像不受待见的“灰姑娘”。
但另一方面，当下全球治理的热点议题包括消除极端贫困、应对气候变化甚至贸易战与国家安全等又与农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算“小账”还是算“大账”，对农业这个“灰姑娘”进行大改造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及业界的共识。
作为“国之大者”的农业，在全球共识的驱动下，正在危机中孕育新机，在变局中重开新局。众多迹象表明，农业这个最古老、庞大和沉重的产业，正在迎来被科技加持的“魔法时刻”，从而孕育出巨大的产业空间。
那么，谁能抓住这个由“全球共识”所塑造的变革机遇呢？接下来，本文将从行业大势、市场格局及城市实践三个层面进行简要梳理，以期让读者抓住这一变革的基本图景。
▼ 农业正在全球范围迎来科技革命
01、新局：资源限制与科技空间
科技对于农业过去很重要，现在很重要，未来会变得更加重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农业的增长模式已经从资源驱动型的增长，逐步转向生产力提升型的增长。研究机构一般使用“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对生产力进步的贡献进行衡量。它指的是除所有“有形生产要素”外，由技术及管理进步所带来的增长。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1—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全球农业增长的贡献接近67%，相较20世纪60年代20%的水平，有了决定性的提升。这个数据可以理解为，靠增加土地、劳动力和其他有形资源的投入来换取农业增长的传统模式，正日益面临发展的“天花板”。
为了对这种“天花板”现象进行分析，世界银行的模型将农业增长拆分为四大因素，即贸易量扩大和价格上涨、扩大农业用地规模（含灌溉改善）、现有土地增加资本投入（劳动力、化肥、农机等）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农业增长将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技术进步和管理改进所带来的提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增加耕地规模、提升灌溉水平及现有耕地增加投入，已经越来越难以换来农业产出增长。
▼ 1961-2015年全球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变化
对于发达国家，这一趋势则更加明显。近30年来，发达国家的农业用地面积及投入强度甚至是下降的，农业增长已经完全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在生态文明导向下，人类已经不能通过消耗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来满足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对于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60年代农业“绿色革命”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人类对现有土地潜能的挖掘也逐渐走到现有技术水平的尽头。
如何破局？世界银行的实证研究证明，在诸多约束之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这个问题唯一的答案。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展农业科技，启动下一次农业的“绿色革命”，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巨大共识”的原因。
因此，农业科技的发展大势是什么？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农业科技意味着“增产增收”，但到了未来，这一理解不一定完全正确。
农业科技的导向可以不是“增产”，而是减少资源消耗和降低生态足迹，就像精准农业所做的那样。农业“增收”也未必通过“增产”，而是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匹配全新的消费观来提升价值。甚至，农业科技可能会变得非常“不农业”，而是通过跨界构建新的商业模式，就像新能源微网格那样。
农业“向上”的增长诉求和“向善”的道德诉求相互交织融合，是由当下人类共识所塑造的“路线正确”，也是全球农业变局中孕育的“全新开局”。
02、新机：颠覆格局的“后绿色革命”
当今全球农业产业格局的形成，其源头可能要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当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人口快速增长，人们开始大规模地讨论“马尔萨斯陷阱”，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将自己的农业科技向发展中国家输出。
其中，有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的技术转移，包括培育高产粮食品种、传授灌溉和管理技术；也有通过大型农业企业进行的资本和商业输出，包括推广使用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等。这一过程就是前文所说的农业“绿色革命”。
农业“绿色革命”的第一个结果，是破除了20世纪60年代人类社会对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巨大焦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全球耕地面积的增长总体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粮食产量的增长大幅超过了人口的增长。
更重要的是，粮食价格的波动性总体上大为降低，从而有助于保持各国的社会稳定。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积极参与农业“绿色革命”的样板，不但大规模消除了绝对贫困，而且借此契机加速了国家经济结构转型。
▼ 耕地的增长与粮食产量的稳定，让东亚与东南亚国家保持社会稳定
伴随着良种、化肥和农药的大规模使用，农业“绿色革命”的第二个结果是催生了众多全球大农企，并形成了份额高度集中的市场格局。
▼ 1900-2020年全球人口、粮食产量及耕地增长情况
应该说，在农业的贸易、流通及加工领域，寡头垄断格局的形成是相对合理的。因为农业的特点是“大而分散”，市场上卖方众多而且经营单位较小，信息、产品和资源的流动性受到了极大限制。
而大农企通过在加工、物流、渠道上长期艰苦的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提升了市场的有效性和运营效率。作为犒赏，大农企通过中游的集中度得到提升，获得了较强的市场话语权。因此，由大农企所主导的现有市场格局，其强大绝非仅仅体现在农化产品、大宗贸易等层面，而是体现在整个产业生态系统中，如下图所示。
▼ 全球四大粮商商业模式示意图
在产业链方面，大农企可以做到在产前环节介入品种规划和信息指导，在产中环节提供农用物资及田间管理，在产后环节接管品级分类和储存加工，在流通环节强化渠道规划、冷链物流及网点布局，最后在消费环节进行品质控制及消费引导。
在衍生服务方面，大农企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政策介入、行业同盟等更加“隐形”的方式，增强自身在生产、消费、定价等各个环节的影响力。同时，还要降低自身的“存在感”和运营风险。总的来说，近50年来由“绿色革命”所塑造的农业市场格局是强大而稳固的。
然而，站在当前世界农业面临“变局”的节点，传统市场格局很可能变得不再坚固。随着上一轮“绿色革命”的动能逐渐衰减，现有农业生产模式逐渐面临生态资源、劳动力、资本投入及消费观念的“天花板”。
与之相对应的，以大农企为主导的强大市场格局，也开始出现了一丝微小的裂缝。2010年前后，以粮农组织及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出了“后绿色革命”（Post-Green Revolution）的概念。其主张包括提升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客户为导向进行品质升级，改善农业金融和风险管理，以及开展更好的市场营销工作并与公众进行沟通。
除健康、可持续等价值取向差异外，“后绿色革命”的核心内涵是全新的技术路径。新路径的关键：随着成本的快速下降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成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最终开始反哺农业。
例如，为了实现精准农业优质、高产、低耗和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信息技术提供了环境传感、智能机具、卫星遥感、决策专家系统等核心功能。而在合成生物学、营养基因组学等领域，如果没有大数据和强大计算能力的支持，研究成果将难以很快地走向实际应用。
▼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引领农业的发展
“后绿色革命”对于全球农业市场格局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以全球大农企为例，一方面，现存农企的资本投入强度已达瓶颈，在气候变化、农作物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下，农化巨头的收入和利润近年来均出现滑坡；另一方面，由于转基因、环境污染等争议，拜耳等农化巨头面临百亿美元级的天价诉讼。
“春江水暖鸭先知”，近年来全球农化领域频频发生重量级并购重组，杜邦和陶氏、拜耳和孟山都、中化和先正达等巨头，不约而同地选择“抱团”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巨头们“权力的游戏”看看就好，技术细节也非本文讨论的重点，“后绿色革命”对于农业产业格局的影响也许更加深远。通过信息技术、基因编辑等全新技术路径，再一次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之后，农业将迎来对规模选择、基建投向、人员培训及创新监管等重大领域的变革。
由于篇幅所限，试举4个对行业格局影响重大的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第一，对农业规模经济性的重新思考。是否破除制度障碍，允许土地的收购兼并，借此提升农场的规模经济性，一直是农业政策争论的焦点。但世界银行综合近年来的研究认为，很可能不存在一个真正“经济”的规模。在农业科技的帮助下，小农场有可能实现和大农场一样的生产效率。
一方面，小型农场可以通过租赁微型农机、太阳能水泵等“价廉物美”的技术创新，以及选择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种植方式，实现类似大农场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智慧农业的技术和应用门槛逐渐降低，这使中小农场有可能达到和大农场差不多的生产效率，如下图所示。
▼ 农场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第二，对农业新型基建投向的思考。大农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构建的全球供应链主要围绕20多种大宗农产品，尤其是工业化、原料型的玉米、大豆和小麦等品种。但随着新消费思潮的兴起，基于环保、有机、营养等诉求，全球围绕类似牛油果这样的高价值农产品，形成了新的供应体系。
新的供应链技术重构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球价值链，更有助于发挥小国、中小型农场的自然天赋优势。未来，各地区可能更需要发掘自己的比较优势，重点针对高价值、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品等，进行农业价值链的创新，如下图。
▼ 农业价值链创新的方向
第三，对农业人员培训新导向的思考。“后绿色革命”中大量新兴农业科技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一线农业人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过去，农民使用种子、化肥或农药并不需要太高的知识水平。但未来，新农民需要变得更加数字化、全球化，包括适应可持续农业发展新模式，了解信息化驱动的精准农业科技，懂得如何管理市场和金融风险，提升市场营销和商务沟通的能力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各国政府启动新一轮的“知识下乡”“培训下乡”，由农民入手来提升农业的竞争力。
▼ 农推，是各国农业技术下乡的主要方式
第四，对政府部门完善新型监管的思考。由于农业属于“国之大者”，各国针对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构建了复杂的风险防范和技术监管体系。
例如，美国的转基因品种在上市之前，需要经过漫长的健康和环境影响评估，花费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但是，新型农业科技的应用尚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
例如，由于没有引入外源基因，采用“CRISPR-Cas9”进行基因修饰的新型作物就成功绕过了美国农业部的监管。这类新型技术的监管对于各国政府都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
因此，农业科技的未来格局是什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大农企和政府共同维持着一个非常坚固的“旧秩序”。但未来，借着消费观念和创新科技的力量，“后绿色革命”将在这个“旧秩序”中撬开一道裂缝。这不但将为行业新玩家打开空间，也将给小国、小农场以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
有了这个前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整个行业都在鼓吹以“精准农业”为核心的资本投入方向；不难理解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对国际化和农业“新基建”投入如此之高热情的原因。围绕全新市场格局的赛跑，可能才刚刚打响发令枪。
03、新贵：城市要精准选择赛道
在农业科技领域，哪些城市能抓住“后绿色革命”的机遇？在识别产业大势和市场格局之后，城市还需要做些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各个城市也许可以从美国的农业科技之都——圣路易斯的“困境反转”案例中得到一些启示。概括地说，圣路易斯很好地利用了农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借助外部智库精准选择了产业赛道，并且抓住了“后绿色革命”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点。
▼ 美国中部的重要枢纽城市——圣路易斯
圣路易斯之所以能“绝处逢生”，更为重要的是对“后危机战略”长达20年的坚持。正如一句广为人知的格言所说的那样：“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危机。危机是个契机，它让你去尝试之前自认为难以做到的事情。”
接下来，本文将从20年的时间跨度，从问题、方向、战略、实施和结果5个部分，对圣路易斯打造“科技农业之都”的历程进行介绍。
1. 困境：内陆城市的产业流失之痛
圣路易斯其实不能算是“产业新贵”，她是历史悠久的“蓝血贵族”。位于美国密苏里州东部的圣路易斯，处于美国东部大平原的中心，也是密西西比河中游主要的航运枢纽，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圣路易斯早在1764年就因贸易建城，因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而得名。1900年，圣路易斯是全美第四大城市，1904年的第三届夏季奥运会就是在这里举办的；1950年，圣路易斯是全美第8大都市区；1980年，圣路易斯拥有23家财富500强企业，是麦道、孟山都、安海斯-布希、普瑞纳等知名企业的总部所在地。
然而，到了2018年，圣路易斯都市区的人口排名已经下降到了全美第21名，在那里开办的财富500强企业从高峰期的23家下降到了9家。
不幸的（内陆）城市都是类似的，而幸福的（滨海）城市各有各的幸福。圣路易斯的不幸主要源自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家战略调整，以及东西海岸“科技大都市”崛起后对内陆城市的虹吸。
20世纪90年代，因冷战后国防预算的大削减，作为圣路易斯制造业支柱的麦道公司受到了重创，于1996年被波音公司收购。之后，环球航空公司被美国航空公司收购，圣路易斯也因此而丢掉了自己的枢纽机场地位。再后来，由于经济危机，更多的圣路易斯企业走上了并购重组的道路。
伴随着企业的兼并重组，圣路易斯逐渐流失了包括高端研发、高端制造在内的大量高收入就业岗位，工资增长在全美排名倒数。1995—2001年，圣路易斯内城的就业岗位减少了3%，整个都市区的就业岗位仅增加了1.1%。
作为对照，同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同期就业增长率为2.7%；同在密西西比河沿线的明尼阿波利斯及孟菲斯，同期就业增长率分别为2.9%和3.9%。圣路易斯出大问题了。
▼ 相邻的内陆城市中，孟菲斯靠航空运输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2. 谋划：选择行业和细分赛道
对待危机，圣路易斯是认真的。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历届政府、社会贤达和外部智库一起，对城市战略和主导产业方向进行了重新梳理。其中做出极大贡献的是由普瑞纳创始人丹弗斯家族所组建的基金会。出于回馈家乡的考虑，该基金会联合其他社会资本，先后资助了多轮城市战略咨询。
1995—2001年，知名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主持了针对振兴内城产业的咨询，聚焦了运输物流、金属加工等产业方向。2000年，世界最大的独立研究机构巴特尔纪念研究所，主持了针对都市区产业发展的咨询。巴特尔纪念研究所第一次提出聚焦植物科学和生命科学，在整个都市区打造“生物科技带”。
《巴特尔咨询报告》聚焦植物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理由，综合考虑了产业大势、城市“天赋”和人才基础。圣路易斯位于美国农业主产区的中心，半径500英里（1英里≈1.6千米）之内出产了全美一半的粮食。同时，也是密西西比河沿线非常重要的粮食物流枢纽。位于圣路易斯的密苏里植物园占地874多公顷，拥有19座温室，是全球最知名的植物学研究中心之一。
更重要的是，尽管像辉瑞、普瑞纳、孟山都这样的企业削减了数以千计的高收入岗位，但失业人员也算是给本地留下了大量人才储备……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植物科学、生命科学相关的研究人才，以及不少拥有企业运营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
不得不说，农业、植物科学和生命科学一直就在圣路易斯。但在危机来临之前，它们的存在感被更为光鲜亮丽的军工、航空、汽车和金融等行业所遮蔽了。
只有在国家战略调整、科技泡沫破裂几次三番的打击之下，圣路易斯才开始真正从自身竞争优势出发，思考产业发展的战略优先级。初步明确发展方向之后，圣路易斯协同密苏里州及一河之隔的伊利诺伊州，开展了一系列“赛道聚焦行动”。
▼ 整个圣路易斯都市区都在通过生物科技开始重振经济
▍聚焦农业科技细分赛道
圣路易斯认为，细分赛道应该是城市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的结合。“农业产业”在圣路易斯有着长期积淀的深厚基础，涵盖了种植、运输、贸易及食品加工的全流程。而“植物科学”是本地生命科学研究能力中，与农业最相关的部分。两者在结合之后，就创造出了圣路易斯的“农业科技”细分赛道，如下图所示。
▼ Agtech与植物科学及农业的关系
▍倾斜安排州立科研预算
2003年，密苏里州在巴特尔纪念研究所的协助下，同样明确生命科学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之一。由此，州立大学的科研预算向生命科学高度倾斜。2014年州立科研机构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总预算为8.45亿美元，占全部科研预算的83%，其中植物科学领域的科研预算接近9000万美元。
▍集中布局创新基础设施
2000年前后，圣路易斯从无到有地逐步建立起了针对农业科技的创新基础设施，包括唐纳德·丹弗斯植物科学研究中心，BioSTL产业发展委员会，以及若干孵化器和加速器，大部分创新基础设施按照步行可达的尺度，集中布局在“北纬39°创新区”周边。
▍协同强化农业物流枢纽地位
位于密西西比河的两岸的密苏里州与伊利诺伊州，通过跨区域协调机制，以圣路易斯为中心打造国家“农业岸线”。以提高运营效率为核心，夯实该航段在粮食物流方面的核心地位。该岸线虽然长度仅占密西西比河上中游航段的8%，但2016年粮食吞吐量的占比高达39%。
3. 问症：面对沿海城市的强势竞争
“后绿色革命”的确定性前景，让圣路易斯信心满满地走上了农业科技之路。前孟山都高管、圣路易斯BioSTL产业发展委员会的维杰·楚罕认为，全球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模式转型，将为农业科技带来极大增长空间。他表示：“接下来30年，农业领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用更少的土地、更少的水、更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农产品产量翻番的目标”。
布鲁金斯学会则认为，除农业本身需要增长外，产业发展模式也面临创新。因为农业已经在数字化的大潮中落后了太久，这将给精准农业、植物基因组学等领域带来较大的增长机会。结合对“后绿色革命”产业格局的预判，圣路易斯开始对本地农业科技的产业基础进行诊断和反思。
▼ 圣路易斯有丰富的植物基因资源，密苏里植物园，就是北美第二大植物标本馆
第一个主要的问题：尽管在农业领域基础很强，但过去圣路易斯农业科研的格局是“头重脚轻”的——以大公司、大机构为主，按照既定研发流程按部就班地推进；研究模式封闭且老旧，整体极为缺乏创新氛围和企业家精神。
这一格局造成的后果就是缺乏相关领域的中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整体研究规模偏小。在2000年时，从事本地实验室研究的人员仅有2300名，难以满足向农业科技转型的目标。
“后绿色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兴科技手段，为小型企业、初创企业带来了通向市场的新路径，从而创造出“去大公司化”的新兴商业模式。在2010年前后，本地植物科学的初创企业大多在做转基因，主要商业模式是将相对成熟的技术转卖给孟山都等农企巨头。
这一商业模式背后的原因，是各国政府针对转基因安全性旷日持久的审查。在美国，一个转基因品种从申请到获批，前后需要花费高达100万美元，这一成本是任何初创企业所无法承受的。
如今，新兴的技术手段（如基因编辑等）面临的监管障碍要低得多，这让初创企业有机会留下技术、独立做大做强。在传统的生命科学领域之外，“后绿色革命”中的数字化技术（如精准农业等）也在全球大农企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外，为中小企业、初创企业打开了商业模式的新空间，如下图所示。
▼ 农业科技价值链示意
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尽管“聚焦新技术手段，扶持中小企业，尽快做大基础”的路线图已经清晰，但圣路易斯在“技术商业化”上面临美国东西海岸，尤其是加利福尼亚湾区的竞争。
在2000年前后，圣路易斯的商业化氛围还非常薄弱，空有研究成果但难以变现。尤其针对初创公司的早期资本、基础设施、人才和关系网都比较匮乏，这让不少拥有成熟技术的研究人员选择去湾区开设企业，借助湾区强大的资本市场进行变现。
面对风险投资行业日益集聚于东西海岸的现实，圣路易斯选择通过“细分和专注”来构建自己的竞争优势，在植物科学和农业科技上发力。城市将“技术商业化”作为核心策略，助力有成果的科研人员在本地开设公司，而不是将技术一卖了之。
一方面，本地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携起手来，加快完善研究中心、创新载体、投资基金等创新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发挥本地行业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很多从孟山都、普瑞纳等本地企业出来的资深产业人士充当了创业公司的投资人、高管及顾问等多重角色，做到了“扶上马，再送一程”。
▼ 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就是当地重要的技术创新载体
靠近美国农业区中心及粮食物流枢纽的地理优势，也让圣路易斯相较湾区更加“接地气”。考夫曼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湾区的投资者）不太懂农业，经常抱怨农业的利润微薄，也不理解农业在国内外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湾区总是从资本的角度看待农业科技成果。但在圣路易斯，农民和农业协会也是创新集群的重要一环，有不少商业化机构致力于加强农业科技企业和农民的联系，从最终用户的角度对创新方向提供指引。
4. 施策：用有限资源谋划大事
通过战略聚焦和问题诊断，圣路易斯确定了一系列非常明确的施政目标：
第一，让企业家能够利用好本地科研机构和公司的创新成果，留在圣路易斯开设公司，为此城市要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第二，在农业科技细分领域，要做到拉平与湾区知名度的差距，让全球各地的企业都了解到圣路易斯的强大实力；第三，尽快补足早期资本投资、专业基础设施、专业人才及产业关系网等方面的短板。基于以上目标，圣路易斯重点强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服务工作。
▍组织机制：公私合作，分工协同
内陆城市发展科技创新，资源利用和组织协同是关键。为此，圣路易斯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建立了BioSTL产业委员会，将其作为圣路易斯发展农业科技的大脑。
BioSTL是一个非正式的、没有层级的产业联盟机制，其参与单位包括政府部门，但主体是企业、投资人及科研机构，因此具备深厚的产业实践经验。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除制定产业近期发展目标外，最重要的就是强化产业协作和互信。基于高度的信任，产业联盟平时的沟通机制非常高效，经常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
基于内陆城市相对有限的资源，BioSTL做到了强化分工协同，发挥资源最大的价值。以本地孵化机构为例，通过BioSTL的协调，基本能做到彼此错位发展、无缝衔接。唐纳德·丹弗斯植物科学研究中心致力于源头创新，但它的200名研究人员可以有20%的时间用于个人的技术商业化。
政府从港口收入中拿出资金，创设的海力克斯孵化器致力于最早期的技术孵化。私营的BRDG Park提供了可供租赁的专业设备，致力于让从孵化器出来的企业尽快拿到A轮融资。而BioGenerator作为BioSTL下属的加速器，也提供了企业进一步成长的平台。
▍创新孵化：精细投资，以质取胜
当前农业科技领域的研发主体依然是大型跨国公司，所以，市面上的早期风险投资是相对缺乏的，圣路易斯很好地抓住了这个市场空间，通过精细化服务创造了口碑。
以本地加速器BioGenerator为例，在帮助企业对接到外部机构投资者之前，他们的早期投资可谓“精耕细作”。在投资跨度上，从25000美元起，直到100万美元，最多可以有六轮。在投资服务方面，“不仅有投资，还帮你融入创新生态系统”，为初创企业提供专利授权、商业辅导等一系列专业服务。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圣路易斯不是湾区，需要有截然不同的投资哲学。BioGenerator的总裁认为，作为内陆城市，圣路易斯在对接外部投资方面不可能走“以量取胜”的路线，为每家初创企业都去对接好多家投资机构。反过来应该“以质取胜”，培育出足够让人感兴趣的优秀企业，从而吸引外部投资机构主动前来。如果一个内陆城市的创新投资基金主要来自本地，那么可以说他们的工作是失败的。迄今为止，在圣路易斯5.1亿美元的早期融资金额中，有3/4来自区域之外。
▼ 圣路易斯如今已经成为了农业、生物技术投资的洼地
为了向外部投资人更好地展示企业，本地孵化机构聚焦植物科学，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共享式科研设施，包括科研级温室、大型显微设备及强大的生物计算设备。
初创企业可以采用分次、分时等方式，以较低的费用灵活租用这些设施，从而快速验证自己的想法。在孵化机构看来，这些设备的目的就是“让还没拿到百万级美元融资的初创公司，从专业性的角度看上去像融资到A轮甚至B轮的企业”。
▍人才体系：做厚人才，用体系应对变化
相较于创投资金和专业设施，人才培养可能是内陆城市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圣路易斯具备雄厚的农业人才基础，包括1 000多名农业相关领域的在读博士。然而，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仅仅构成了本地“人才池”的一小部分。
围绕农业科技商业化的要求，圣路易斯搭建了完整的人才体系——从操作娴熟的实验技术员到创业经验丰富的CEO，从熟知监管条例的法律专家到通晓市场形势的分析师。其次，提前应对“后绿色革命”在大数据分析等领域的新需求，全新培养大量的数据分析人才。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科研领域，植物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中等技术人员，包括实验室操作、温室操作等。
圣路易斯在美国国内率先尝试与本地社区大学（相当于国内的大专）合作，直接将教育机构引入本地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并且通过驻场“实践加学习”的方式提供相应的学位，其中既有针对高中毕业生的两年制生物实验技术员认证，也有让大学毕业生补足实验室经验的一年制认证。
这一培训计划的就业率高达95%，不仅为初创企业提供了技能过硬的实验室操作人员，还将本地的年轻人带上高收入就业岗位。
除会利用移液器外，还得懂得大数据。圣路易斯将优先发展数据科学的相关职业培训。例如，强化和本地大学的合作，与圣路易斯大学一起开设五年制的生物信息学培养计划。
除此之外，圣路易斯还通过大学生“短期实习”的方式，引导大学生提前接触不同类型的公司、不同类型的实验室，从而激发他们对于植物科学研究的兴趣。据统计，40%的“短期实习”参与者最终选择了在植物科学领域进行发展。
▍产业营销：要强化交往，利益连接
作为内陆城市，打响产业知名度，提升业内影响力，无疑是各方利益高度一致的发展目标。本地大企业需要借此吸引高端人才，初创企业需要借此吸引投资人，而政府部门需要借此招商引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点，就是提升本地居民的自豪感，从而换取他们对公共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支持。
首先，圣路易斯通过细分和错位，界定城市在产业领域的“第一和唯一”，或者说产业IP。圣路易斯突出了自己在植物科学方面的优势，称自己为“世界植物科学的中心，生命科学的主要节点”。
当“后绿色革命”资本风潮逐渐兴起，城市的创投基础设施初步完善之后，圣路易斯开始主打农业科技概念，树立自己作为全球农业科技之都的名望。此外，通过巴特尔纪念研究所、考夫曼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进行战略咨询的过程，其实也是提升产业名望和公信力的过程。
其次，圣路易斯通过举办专业会议会展，在业内构建了广泛的人脉和利益连接，进一步强化了自身作为“产业中心”的地位。即便是奉行“少干预”的美国人，也认为这种连接过程很难“自然地”产生，一定需要政府产业促进机构及产业联盟的深度介入。
一年一度的“农业创新路演大会”，是一个小范围、专业性、前沿性非常强的展会，核心目标是帮助本地优秀技术和初创企业对接外部产业资源。“数字农业论坛”是一个专注于精准农业的大型会议，每年的参会者超过1300人。
“ITEN”是一个反向竞标机制，本地大农企提出研发需求，外部研究机构和初创企业分别报价，报价低的可获得此研究委托。
5. 成果：“灰姑娘”的魔法时刻
从结果上看，方向聚焦、精准施策及20年的坚持，给了圣路易斯可观的回报。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今在圣路易斯攻读植物科学博士学位的人数有近1000人，据称是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区域。在就业规模方面，相关领域的总就业人数达到15000人，其中实验室研究岗位从2300人增长到4500人。
在创新创业方面，农业科技相关领域培育了约700家企业，其中300家属于初创公司。在境外投资方面，成功吸引了全球第四大种子公司（德国KWS公司）驻北美的研发分支，以及以色列的多家农业科技公司。
2019年8月，全球四大粮商之一的邦吉宣布将全球总部从纽约迁往圣路易斯。邦吉的CEO格雷格·赫克曼表示：“圣路易斯聚集了不少食品、农业、动物健康以及植物科学企业，我们将在圣路易斯重构我们的业务运作体系，让它更加高效和全球化……我们期待圣路易斯给邦吉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在持续多年的产业流失之后，圣路易斯终于凭努力迎来了新的全球500强。
▼ 虽然依然困难重重，但圣路易斯已经发现并抓住了自己的城市发展赛道——农业科技
城市如何抓住“后绿色革命”的变革机遇？圣路易斯精准选择科技农业赛道、并最终实现“困境反转”的案例给出了一系列重要启示。相较“资本驱动”的湾区，圣路易斯更加重视农业自身的产业规律，而且在技术商业化上做得比湾区更好。
最后，农业终究是个接地气、长投入的苦行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这个行业的第一性原理。圣路易斯的成功与其说是天赋优越，不如说是善于坚持。正如谚语所言，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04、“后绿色革命”的中国机遇和挑战
中国是人口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中国也是人均资源的小国。我国农业一直未能彻底摆脱传统的经营模式，带来了资源高消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需要在全球倡导和引领农业“后绿色革命”，借助新兴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农业的生产力，实现“数量和质量”“生产和生态”的均衡可持续发展，让“国之大者”重焕新生。
1. “后绿色革命”下我国的挑战
面对着巨大的产业变局与市场机遇，中国农业科技的创新体制却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专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呼吁要“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国家事业费搞推广的做法”，不断提倡建立“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农业创新体制。
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要对农业科技发展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原农业部于2015年也发布了关于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然而，从成果转化效果与产业发展水平上看，这些顶层设计离预定目标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首先，农业科技创新的原动力——科研和推广人才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各省农业科学院体系包袱沉重，科研单位不得不花费较大的精力解决经费压力，从而对创新活动产生不利影响。而基层农技岗位越来越难以吸引年轻人，人才断档的危机更为明显。
其次，农业科技创新的转化不畅，传统的农技推广仍以行政手段为主，缺乏利益驱动机制。项目立项与农业生产部门脱节，研究项目不能反映农业生产的需求，进而难以形成有效的定价、评估和交易体系。
最后，整个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大而不强”。中国作为许多细分板块的全球前三大市场，行业集中度极低，大部分农业企业并不真正具有产品研发能力。这必然导致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难以形成，围绕关键领域的创新协作难以构建。
▼ 我国农业科技整体依然大而不强，任重道远
2. “后绿色革命”下，我国的机遇
借鉴世界农业科技高地的发展经验，中国迫切需要围绕“科学企业家”，建立起“科技成果转化”与“产品市场推广”的双循环模式！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改变目前一线科研人员“既要搞科研、又要做推广、还要跑市场”的现状。仿照美国圣路易斯建设“北纬39°创新区”的经验，布局建设中国版“农业科技创新区”。以资本驱动为前提，在创新区内构建专业分工的创新基础设施、体系完备的创新转化生态，让科研人员能够专注于创意研发。
在产品市场推广方面，扭转产业资源集成、共享程度不高的现状，改变产学研临时、松散的合作模式。围绕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让各个环节建立起更加深度、紧密的长期合作，让创新更快、更好地兑现其商业价值。
形成科技与市场双循环的核心是“科学企业家”，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是那些能够打通科技创新与市场转化通道的人。
中国农业不仅需要更多的袁隆平、李登海，还需要更多的“隆平高科”和“登海种业”。只有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点燃资本之火，才能给这些“科学企业家”以真正的犒赏，才能带动更多的人才投身于农业这个看似古老的未来产业，才能让农业真正成为充满机遇的淘金之地。到那时，农业科研、农技推广乃至一线农民“后继乏人”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我们坚信，发力农业科技创新，将有助于发挥农业基础性、全局性作用，促进其他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在国土空间治理方面，降低农业对生态资源的消耗可以提升国土空间尤其是都市圈的潜在人口承载能力。
在脱贫攻坚方面，通过新型基建助力欠发达地区农业对接全球价值链，将有效发挥我国在地形气候、特色物产方面的优势，巩固全面小康的成果。在乡村振兴方面，农业科技将有力提升中小农业经营单位的效益，助力我国更好地探索适宜农业经营的经济规模。
我们坚信，发力农业科技创新，将有助于发挥内陆地区的天然禀赋，优化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对于陕西杨凌这样的农业科研高地、黑龙江北大荒这样的主粮种植沃土，还有湖北武汉这样的农业物流中枢来说，利用好“后绿色革命”所带来的转型契机，可以将传统优势转化为农业科技“双创”的动力。
另外，让农业深度融合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将有效巩固我国在基因工程、电子信息等领域的既有优势，还能创造出农业物联网、基因编辑作物等新的产业增长点。
危中有机，唯创新者胜。我们坚信，农业这一“国之大者”，必将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