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农场时代，农业新机遇
农业“机器换人”已是大势所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时代洪流里找到自身发展的新机会。
01、田野机器文明的曙光
1957年1月，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出版了《机器人》系列的第二部作品《裸阳》，在书中他构想了一个名为索拉利的遥远星球，在那里每个人类都拥有1万个机器人，所有机器人作为劳动力，在广袤的田野间互相协作，为他们的主人生产粮食、矿产和能源。
无论这种田野机器文明是不是我们的真正未来，但大量机器人支撑的无人农场技术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机器换人”的奇点很可能就是现在。
2020年12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粮食生产喜获“十七连丰”。这个数字足够耀眼，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全国粮食总产量自2013年以来已经在“6亿吨”的水平上保持了8年。这种增速放缓、增长乏力的情势，使我国粮食整体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预计，到“十四五”期末（2025年）我国仍有可能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其中谷物（三大主粮）缺口约为2500万吨。
▼ 我国粮食生产持续丰收，但对外依存压力依然较高
目前，全球粮食供应链已经出现波动和不确定性，各种风险不断加剧。手中有粮，才会心中不慌。确保粮食安全、进一步提高自身粮食生产能力，成为我国更为紧迫而现实的重要战略。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农村劳动力反而变得更少了。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农业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已经由1991年的60%（当时世界平均占比为45%）下降到了2018年的2%（当时世界平均占比为28%）。
根据最新发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2010年已经减少了1.6亿人以上。农业劳动力的短缺使人工成本迅速增加，现在绝大多数农产品生产的人工成本占比超过50%。
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加剧。《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预计，2025年乡村人口还会减少8000万以上，而剩余人口中60岁以上的占比将达25.3%。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给出的数据则更为惊心，他预计，到2025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中60岁以上的占比将接近80%也就是说，到时我国将很难见到青壮年农民了！
要么增加人手，要么提高效率。而在现有城乡经济差距下，仅靠情怀已经很难持续实现大规模的人口回流，寄望于移民显然更不现实。那么，与其如此艰难地去寻找足量的农民，不如用科技力量为生产赋能，推动农业向高质、高效和高价值跃迁。
在此背景下，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要素、依靠人工智能驱动“机器换人”所形成的智慧农场，就必然成为我国未来农业生产的“关键先生”。
智慧农场，其实是围绕着农业智能化，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用全球最大智能农机制造商约翰·迪尔首席技术官贾米·辛德曼的描述就是，“体型大小悬殊的机器相互连接，通过地面蜂窝网络连接，它们将数据双向传输到云端，并在我们提供相应的数据服务后从云端返回”。
简单来说，作为核心产品是拖拉机的企业的代表，他认为智慧农场其实就是让农田成为ios（操作系统），而拖拉机就是计算机。
▼ 农业机械是智慧农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机器共生的智慧农场，实际上在我国也不应仅仅视为人口压力下的必需，其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为智慧农场提供巨大的推动力。智慧农场的发展关键是与农艺深度融合的智能农机及与农机相适应的数据采集、专家决策平台等技术核心。其所必需的大数据、5G通信、人工智能等基础性新技术，实际应用早已迅速铺开，更前沿的底层共用技术仍在不断突破。
农业数字化与工业、服务业相比潜力巨大。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于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仅占农业增加值的8.2%远低于工业19.5%、服务业37.8%的水平。
智慧农场的这片蓝海，正在吸引多个领域的巨头企业入场：如无人机厂商大疆、极飞等，工程机械企业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传统农业集团北大荒、中粮等，数字科技公司华为、阿里等都在全力开辟智慧农业业务。其实最为关键的是，嗅觉敏说的商业公司迅速涌入，就会带来充足的资金和人才。
第二，国家政策为智慧农场的推行做出了指引，铺平了道路。从2016年以来，历次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涉及“智慧农业”，模式指引不断的明晰和聚焦：2016年仅提出费大力发展智慧气象和农业遥感技术，2017年重点变为推进农业物联网和农业装备智能化；2018年和2019年要求推进并扩大农业物联网试验示范和遥感技术应用；2020年和2021年明确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并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从这种政策导向上看，从传感到耕种，各类智能农机大规模协同使用的智慧农场，已经成为国家对于未来农业的具体想象。而近年来我国新基建战略的深入实施和高标准农田体系的初步建成，也为智慧农场的发展提供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基础条件。
▼ 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正在成为智慧农业的必备技术
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本身的变化也为智慧农场的发展打开了“机会窗口”。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为追求更高的土地产出，粮食种植重心已经北移，南方耕地非粮化趋势不断强化。
据统计，北方干早半干早区、黄淮海平原区、东北平原区的粮食作物产量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980年的35.31%一路上升到2018年的54.49%。这种“被集中”，反而使耕地客观上变得更容易形成规模，从而实现智慧农场。
而我国农业小农户的基本特征所带来的劣势，也随着建立合作社、经营权流转、土地托管等不同的土地规模化经营方式的全国推广，有望得到根本的扭转。
农业“机器换人”已成为时代洪流，在这田野机器文明的曙光中，各地该如何抓住机会、占得先机?
02、创立知识源点
智慧农场的核心在智能机器，而智能的突破和发展需要数字技术的创新迭代和实际场景的不断驯化。因此，我们看到智能农机一直都是创新热点和农业资源伙伴的合作结晶。
20世纪80年代，约翰·迪尔公司就意识到，其产品必须与稳定的高精度GPS相结合，才能引领下一代农机变革。但由于本身无法完成，这家总部在芝加哥附近的农机巨头于1999年到美国西海岸蓬勃兴起的航空航天业创新中心洛杉矶收购了一家年轻的高精GPS企业NavCom。而在继续研发过程中，GPS的稳定性又成为大问题。
于是，其在2004年又与位于洛杉矶的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建立合作，通过利用宇航局全球定位系统地面站网络来提高可靠性，才使得产品真正成熟，并开辟了农机的新时代。2005-2019年，提供GPS自动导航的农机零售商占比已经从5%增加到90%。“硅滩”洛杉矶的农业科技也因此被撬动，发展出“环洛杉矶数字农业创新集群”。
▼ 洛杉矶不仅是娱乐产业之都，也是数字创新产业高地
如果约翰·迪尔和洛杉矶的例子，更多的还只是企业引入外部技术，实现了组合式的创新突破；那么硅谷和萨利纳斯的搭档式农业创新，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
萨利纳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面积为49.2平方千米。由于农业发达（全美最大的新鲜食品产地、全美60%的绿叶蔬菜和 28%的草产地、全美第一的黑皮诺葡萄产地），萨利纳斯长期被称作世界沙拉碗。
然而近年来，萨利纳斯在同样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下，一跃成为美国的“农业科技之都”。如今，萨利纳斯被福布斯评为农业科技最强地区，《连线》杂志直接称其为“机器人统治的农场城镇”，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则认为萨利纳斯是“一个将生菜种植地变成科技初创企业地的城市”，其农业科技初创企业目前已经超过50个。
萨利纳斯是如何实现了这种成功?
首先就在于，其以测试为抓手，建立了良好的农业科技环境。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凝晖谈到的，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农业机械体系的构建、完善和成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大量的测试和验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萨利纳斯做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努力以最接近真实的多样化场景，吸引硅谷科创企业前来测试。
2013年，萨利纳斯农场与相距60英里的创新热点硅谷结成伙伴关系，联合打造“斯坦贝克创新集群”：聚集主要在硅谷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农业企业、高等院校和风险投资公司的力量，专注于农业智能技术研究和应用;萨利纳斯则提供大田、绿地、蔬菜农场、养殖场、温室等多样化的农业测试场景，通过智能化基础设施和监测平台建设，让在这里研制出的技术和产品第一时间在真实场景中实验，提升科技成果应用化的进程。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和资源经济学教授、《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联合主编J爱德华·泰勒对此非常认可，他认为因为有硅谷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作为附近的主要研究中心，萨利纳斯是可以成为当地希望的测试和部署服务地方的。同时，这种发展战略也能为萨利纳斯本地的农业节省更多劳动力。这种真实世界开放友好的测试环境，使得萨利纳斯甚至吸引到来自波士顿的机器人企业。
其次，萨利纳斯注重组织专门的教育网络，培养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形成科技企业的黏力。
萨利纳斯投资了许多合作伙伴关系和辅导计划，通过与行业领导者的合作，提升当地年轻人的才能，致力于建立农业技术领域的员工队伍。萨利纳斯还与初创企业和雇主密切合作，无差别地培养伙伴关系，打造服务于本地及附近学生的农业实践基地，以期在毕业时留住年轻人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利用斯坦贝克创新集群的资源完善创新生态，推动地方形成持久动力。
当知识、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都具备了，萨利纳斯即成立西部种植者创新与技术中心（WGCIT），2015-2019年，已经孵化了超过60个农业科技初创公司。
同时，萨利纳斯通过斯坦贝克创新集群与福布斯合作，自2015 年开始举办“福布斯农业科技峰会”。2019年，该峰会聚集了600多位全球农业领袖和企业家。超越其体量的影响力，自此为萨利纳斯农业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长久动力。
国内的创新机构和企业，同样也非常需要且非常重视测试验证。2019年11月，中科院组建了智能农业机械装备工程实验室，已经成功研发国内首款智能农机专用控制芯片、无人驾驶技术等，并率先提出并成功研制出全球第一台基于第三代技术体系的智能农业装备。
但针对我国具体的盐碱地问题（占耕地总面积近1/15），仍需联合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电子科技大学等，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基地，开展技术、整机和示范验证，以期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机商业模式。
甚至在某些意义上，测试验证场景还能成为企业重要的“科技壁垒”。如植保领域市场占有率超过50%的极飞科技，就有着更大的场景创新优势。2019年12月，极飞科技依托大量的数据积累推出XSAS智慧农业系统，而经过更多场景的不断测试训练，变得“更聪明”的智慧农业系统又会反过来帮助农场提高作物产量，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循环”。
这种以测试作为连接的“创新热点一农业资源伙伴”搭档模式，不仅提示了北京、深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杭州等人工智能、电子通信、大数据等领域的科技领袖城市应如何步入智慧农场、智慧农机的新赛道，更重要的是，也为国内场景突出或是领袖城市都市圈内的农业地区，以及传统农机企业集中的城市带来产业发展的新希望。
中国地形复杂、农品众多，要真正推动机器共生的智慧农场全面铺开，形成全国农业高质高效高价值的新局面，就必须针对特殊地形地貌和特殊的农品种类，形成更多的SS（硅谷Silicon Valley-萨利纳斯Salinas）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 地形地貌复杂，具备丰富的农业测试场景的大都市圈，有机会成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来源：全景网）
03、转型露地农业
智慧农场推行的最大阻碍在于成本和知识，我国尤甚。
一是成本，相对于畜牧业、渔业等养殖业而言，种植业的这个问题极为突出。我国农产品，尤其是大宗粮油作物的价格极低，仍属于利润低、回报周期长的产业，因此，智能农机终端用户对生产成本极其敏感。农机价格上不去，企业利润不高，就会直接影响农机新品开发和更新迭代。在这种情况下开发新品就要慎重。
我国在蔬菜、果树、茶叶等小品种经济型作物上，农业机械化率非常低，仅有20%—30%，有些甚至全人工作业，机器换人，需求巨大。那么，我们还需要更新选代么？
2021年4月3日，央视《开讲啦》栏目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讲解智慧农业，以正在新疆应用的无人驾驶农机作为重要连线案例展示，其先进程度确已达世界领先水平，即行驶1000米仅偏差2.5厘米。
但是，节目中没讲到的是，美国农机是直接接收卫星信号并进行修正，而我国还需要在地面大量设立基站帮助农机纠偏，基站也是成本。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指出，“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卫星差分信号，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二是知识，由于对使用者的文化水平有一定要求，智慧农机推广显有难度。所以，赵春江院士在《开讲啦》中，特别谈到了如何在机器上用“菜单选择界面来替代输入操作，以实现对农民更友好。
在这种基本国情下，地方政府又该如何推行智慧农场呢？借助露地型的智慧农场、实现拥有世界级大农业的丹麦路径值得借鉴。
丹麦仅有2.7万平方千米耕地面积（大约江苏省落实耕地保有量的一半），却以占国家人口总量4%的农业人口，成为世界最大的猪肉出口国和欧洲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人均猪肉和谷物占有都是世界第一。
其中，广泛使用的智慧农业技术起了很大作用，2019年，运用精准农业技术的智慧型农场已经覆盖丹麦全国农业总面积的2/3。丹麦是怎么干的？简单来说，是通过建立共享网络的办法，打穿了智慧农场建设中成本和知识壁垒，从而实现了智慧农场的大面积铺开。
首先打破成本壁垒。丹麦稳步缩减了小农场的数量，提高农场经营规模。2000年丹麦共有5.5万个农场，每个农场的平均面积为48.5公顷；而到了2020年，农场数量只剩下3.3万个，平均面积上升到79公顷。同时，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机器站”，提供智慧农机的租赁服务，使高成本技术也能够被小型农场广泛采用。根据丹麦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数据显示，精准农机使用中45%来自机器站的租赁。
对于打破知识壁垒，国家知识中心（SEGES）和丹麦农业咨询委员会（DLBR）的地方咨询中心起到关键的农业知识成果转化分享作用。国家知识中心（SEGES）为顾问提供支持，该中心拥有650多名专家，他们在大学、研究和实用农业之间架起了桥梁。
不仅以庞大的专业数据库、论文库面向用户共享，提供最顶尖的学术信息，而且直接开发适用各类农业的程序工具，助力农业统一的数据化。而SEGES学院每年举办300多种不同的课程和计划，开展面向农民、咨询机构顾问、农业供应商职员的能力提升培训。
同时，还会定期组织农民、科学家、决策者和企业等农业主体共同参与的、专题性质的国际大会，如猪养殖大会、牛养殖大会、种植大会等，促进细分行业的扩大化交流。而丹麦农业咨询委员会（DLBR）作为全国性的地方咨询机构，直接让其下设的31家咨询公司、近2500名员向全国农民提供建议传播知识。
此外，通过职业体系细分、职业五级制度、双元教育、经济支持等方式形成的农业职业教育，也为丹麦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农业工人”。
在丹麦，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农民需要2-6年的时间，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专业管理大型农场的必要条件。因此，经过真正职业教育丹麦农民，往往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理解并能够很容易地实施新的系统和解决方案，这也是丹麦农业科研体系最坚实的支撑。
▼ 奥胡斯，是丹麦著名的农业科技之都和机器人产业之都
智慧农场在我国也已经有了较为成功的本土化模式，在大田精准种植领域先行一步的中联重科经验就十分值得更多企业或地方政府借鉴。
近年来，中联重科与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吴恩达团队合作开发新产品，形成了约翰·迪尔式的“SS联盟”创新源点。中联现在通过智慧农业核心能力自研（智能农机100% 自研，核心农业模型算法系统、农业A、物联网与大数据平台自研），已经率先在大田作物中最复杂的水稻数字化种植领域。
中联重科在打破成本和知识壁垒方面，摸索出了智慧农场建设的“二阶段法”：第一阶段为“经验+数据的数字化种植”，智慧农场建设的增量投入较小，主要通过更科学的投入方式减少农资整体投入，并通过高产和高品质提高农产品收入；第二阶段为“无人化全数字化的智慧农场”，智慧农场建设的增量投入较大，但可以随着大规模种植降低边际成本。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将成本摊薄在时间里。
同时，中联重科会在各个省市设置示范点，带动区域的数字化种植与数字化农事服务；其共享的农业服务，覆盖了包括农资、农产品保险等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
此外，示范点还会设置中联的研发机构，为当地带来农业科技的知识中枢，如在芜湖峨桥基地中联就设有智慧农业数字研究院。
现在，中联重科正通过“科研一区域示范点一区域辐射一产业共享服务四步模式进行规模推广，已经从200亩核心试验田推广到了4万多亩，并在全国拥有了5个试点示范点，预计在2023年大面积推广。
推行智慧农场，实现露地农业的高质高效高价值，核心就在于打破成本与知识的壁垒，无论是政府或是企业，建立覆盖广泛、深达田间的共享网络，无疑是最可行的途径。当然，通过托管等不同方式尽可能地实现农地经营规模化，会更为有效地推动这一进程。
04、极致设施农业
设施农业的目的是利用完全可控的人工环境，摆脱自然条件制约，创造出最有利于作物的生长条件，从而实现农业的高质、高效、高价值。其极致化的最高阶形式就是无人化、智能化的植物工厂。
植物工厂概念虽然最早出现在丹麦，但这个概念却由建设植物工厂最多的日本提出，意指通过控制设施内的生长环境（光照、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养分、水分等）来栽培植物的设施农园。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科三安光生物产业研究院院长李绍华给出更形象的说明，植物工厂必须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在房子里种庄称，温室不算，是人工光源，自然光不算，三是垂直农业，多层栽培，生产环境和条件都是人工控制的。
植物工厂，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与技术高度密集的集约型农业生产方式。也可以说，它其实根本不是农业，而是一种运用智能手段持续生产农产品的工业！
▼ 植物工厂，用科技手段让农业不再受限于自然条件
当植物工厂完全采用工业化、智能化的生产模式，栽培环境也达到最优化时，其生产所具有的短周期、高产量、高品质的优势是传统农作模式无法比拟的。
植物工厂种植生菜仅需21-25天、是天然的1/3；裁培架可以搭建10层以上，工厂相同土地面积的产能可达露地农业的40-100倍甚至以上。
国内的植物工厂技术也在不断突破，杨其长团队研制的植物工厂，已经实现智能化、少人工；而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智能园艺机器人团队首席科学家马伟博士所带团队成功研发了最新型的植物工厂生菜采收机器人，提高了智能作业效果。
同时，由于植物工厂均使用专门的培养基，所以不会有病虫害，也不会有农药或重金属残留；更重要的是，完全不受自然灾害影响。甚至，植物工厂可以通过本地生产创建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食品系统，并提供比常规种植的食品更好的口感体验。因此，我国植物工厂的发展速度较快，截至2020年年底，各类植物工厂已超过220座。
但是，我国的植物工厂均处于科研、试验、示范阶段，还未能真正实现大规模铺开。究其原因，目前植物工厂的发展面临最大的症结就是高成本下如何实现盈利。除前期投资、作物产量外，植物工厂还要有能力做好后端运营，整个链条下来难度高。
即使世界范围内发展最好的日本（截至2020年2月，已有植物工厂386座，数量居世界首位），虽然中央政府直接对建设植物工厂的企业和个人进行50%以上的补贴扶持，但其中仍只有30%-40%规模大、做得好的才能够赚钱。
因此，地方上要想真正铺开这种极致化的设施农业，就必须先通过价值优化、定制生态来解决经济问题。
植物工厂只有紧邻大都市才有市场，而旧城更新使其有更多的用地选择。
植物工厂的高成本使之必须维持一定零售价格，这就只能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才能满足。如果距离过远，显然成本会更高。因此，植物工厂更具生命力的选址，只可能是位于大都市圈内，或能够建立起有效触达消费者渠道的特殊地点。
在日本植物工厂中，完全不依赖日光的全人工光型工厂共有187座，其中一半以上都在东海岸三大都市圈内;而在大东京都市圈内的，则有75%位于核心一都三县（东京都、神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范围内。北京近郊的通州、大兴等地也成为植物工厂落脚点。可见，任何地方若要成功发展植物工厂，必须认真对待选址问题，否则就要花更大精力在后端运营上。
由于植物工厂需要的是生产车间，旧城更新给了它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充分地利用起都市圈中一些暂时闲置的房屋、商铺、厂房、停车场、高架桥下甚至地下室等空间，发展植物工厂。
中科院植物所与三安光电合作的中国首个商业化大型植物工厂，其1万平方米的车间就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来的。而日本的植物实验室（PLANTS LABORATORY公司）（东京港区）则在西友的部分店铺设置了小型工厂、与JR东日本集团合作在高架桥下方进行裁培等方式来降低成本，拓展业务范围。
通过灵活的招引策略，城市不仅能有效利用这些灰色地带，还可以建立起更具韧性的食物供给体系。
发展植物工厂还应当组建包含科研院所、相关企业、政府部门及消费者代表的公共服务平台。这种公共服务平台，一方面，可以通过通用技术的联合攻关，进一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为植物工厂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定制化产品订单。
在植物工厂产品成本中，降低生产过程电能消耗（电费成本）是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虽然近些年来，随着人工光源的科技创新，植物工厂的照明能耗有所下降。但是在整个能耗结构中，照明依旧占着80%的比重，而能耗在植物工厂总成本占比中达到1/4。
此外，不同作物生长需要不同的光照强度、温度、湿度和营养条件等，而同一作物在生长期内所需的环境条件也会不断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植物工厂面对不同作物不能一刀切，而具体怎么做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数据支撑。
当前，对大量不同作物标准化、程序化、专家化的生长指标，尤其是光配方（作物生长的特定光环境）是缺失的。如何在智能化管控中，系统化降低机器人、物联网等新技术集成和应用的成本，也是智能工厂需要不断探索之处。因此，利用公共服务平台抱团解决共性技术问题，是整个植物工厂业界降低成本、减少试错的关键。
▼ 光配方是植物工厂的关键技术之一
公共服务平台的另一个作用则在于提升植物工厂产品的价值兑现。植物工厂既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订单式的作物生产（如特别口感的有机产品、特殊要求的集约育苗等），又可以针对市场需求拣选高价值作物（如珍贵中草药、珍稀花卉、高端水果等）作为产品推出。
同时，也可以与平台内的企业签订合约，疏通产品渠道，将其送至大都市的高档餐厅、高档超市、飞机餐、星级酒店、国际社区等对健康高质农品有更高要求的场所，实现高值兑现。
此外，还应当充分挖掘植物工厂附加价值，建立或加入相应组织，实现植物工厂整体的高值兑现。
由于植物工厂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其在如岛礁、舰船、高原、哨所及深海、深空、深地、月球、火星等许多无法进行农作物生产的地方也将有用武之地。同时，随着成本的下降，更看重健康、安全及个性化、体验化的城市家庭需求也将得到释放。
最终，各种类型、高质高效的植物工厂本身，或是配套光源、种子、营养液等，乃至技术、装备甚至管理等，都可以作为产品拥有更大的市场。植物工厂的创新和产业基础较为领先的城市，应当抢先成立联盟协会、制定行业标准，打造“植物工厂之都”，高位占领未来这个蓝海市场。
同时，地方政府可以进一步引导植物工厂企业加入一些科普旅游、健康休闲等行业组织，使植物工厂空间也能形成盈利点。植物工厂不仅可以开展面向学生的农业观光研学教育，以酷炫的科幻般场景激发下一代对农业的热情；还能够与餐饮结合，利用立体绿色的环境及机器人持续工作的网红式场所，在工厂内部打造都市中优质食材产销一体的健康美食地标。
随着田野机器文明的来临，未来的农场会越来越智慧，未来农业的想象空间也会越来越广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只要把握住历史的进程和变革的规律，每个城市、每个乡村都能通过努力，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农业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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