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育种产业化，隆平生物的攻坚之路
2023年中国种子大会期间，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隆平生物宾客盈门。
“上午来了两拨人，下午至少还有三拨人，时间已经非常紧凑。”隆平生物创始人、总经理吕玉平博士对35斗说道。
创业之后，繁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常态。下午在种子大会的生物育种产业化论坛完成主题演讲后，又急忙赶回公司参加股东大会，到凌晨两点钟休息，次日早上七点又出现在公司。在过去的2022年，他一天都没有休息，总是7点半以前来到公司。
这家炙手可热的明星生物育种公司，自2019年正式成立以来，已经连续完成了5轮融资。国内管理规模最大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国投集团已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隆平高科、新洋丰、新希望等产业资本及红杉资本、大湾区共同家园基金以及崖州湾创投等金融资本相继成为公司的战略股东。
当下，依然有很多知名投资机构慕名前来，向隆平生物抛出橄榄枝，寻求参与隆平生物发展的机会。
把时间拉回到2015年底，吕玉平卸任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决心自己创办一家生物育种公司。此后近3年的时间里，为了找投资，他“东到浦东，西到乌鲁木齐，南到深圳，北到佳木斯”，“登机牌可以烧开一壶水”，却“没有找到一分钱”。
彼时，这位在中国农业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历任美国Ceres公司首席科学家、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大北农集团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在转基因生物育种方向深耕30年的中组部重点人才，深刻感受到“离开了平台，你什么都不是。”
可是，今天资本簇拥的公司和人才，一开始却无人问津，只是“平台”的原因吗？
机遇不是找来的，而是等来的
再回忆起那段漫长的找投资经历，吕玉平感慨：机遇不是找来的，而是等来的。
生物育种是一条受政策强监管的赛道，外部环境及政策变化对行业发展影响尤为突出。
在吕玉平2016-2018年找资本的时期，国内转基因政策尚不明朗，资方出手较为谨慎。同样受限于政策，不管吕玉平在美国公司、先正达和大北农有着如何突出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经历，有多少科研成果如何，没有实际落地就难以向投资人证明自身价值。
“你在平台上纵然是核心组件，但只要你离开了，就什么都不是。”沮丧之余，转机却在隆平高科的一场海外并购中悄然来临。
2017年，隆平高科出资4亿美元，与中信农业基金共同收购了陶氏益农在巴西的玉米种子业务，也就是后来的“巴西隆平”。巴西隆平育种研发体系一流，针对冬季玉米、夏季玉米全生态区域种质资源储备齐全，经营品种主打高端、中高端市场，市场份额位居巴西本土市场前三。
这笔现在看来非常有价值的投资，在当时却因为缺乏转基因技术而受到掣肘。
巴西是亚热带国家，农业种植受到更多虫害、真菌、细菌或杂草的威胁，在政府的支持下，转基因技术在巴西农业生产中广泛得到应用，成为全球前三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之一。但陶氏益农使用的转基因技术主要来自孟山都（现在的拜耳）、杜邦先锋（现在的科迪华）和先正达，隆平高科同样缺少自主的转基因技术，在收购完成后，隆平高科如果要顺利经营此块业务，需要从美国孟山都等公司购买取得转基因使用权，但授权费每年好几亿。
核心“芯片”技术受制于人，隆平高科意识到拥有独立自主转基因技术的重要性，开始加码布局。2017年3月，隆平高科宣布投资生物育种公司杭州瑞丰生物。
与此同时，隆平高科得知了当时正在四处找投资的吕玉平。
吕玉平清晰记得，2018年4月，和隆平高科负责玉米研发业务的领导首次见面沟通。之后的几个月，他着手写公司规划和方案，还亲自前往巴西实地调研，了解巴西的生产问题和需求，向隆平高科决策层开始了一遍又一遍的汇报。
谈了半年之久，隆平高科最终决定“借”给吕玉平一笔资金试水。直到2019 年5月10日，隆平生物正式注册成立。
到了2019年底，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在官网发布《关于慈KJH83等192个转基因植物品种命名的公示》，其中北京大北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DBN 9936”、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学联合研发的“双抗12-5”玉米品种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政策信号进一步明晰，业内重要公司已经有了明显进展，隆平高科愈发认识到发展转基因的紧迫性。
2020年初，隆平高科商议后把此前的借款作为股份，并且再追加一笔资金投资隆平生物。由此，公司注册资本再上一台阶。
30年厚积，中国需要自己的转基因企业
机遇来临时，关键是你要有能力抓住它。
从1988年读研究生开始接触转基因，到正式创立隆平生物，吕玉平在生物育种方向攻坚了30年。曾发表论文20余篇，获得国际和中国专利授权共50余项，参与多项国家重点项目的顶层设计工作，熟谙转基因生物育种技术及其产业化流程。
他是国内第一批从事植物基因研究的博士，1993年获得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据吕玉平描述，当时全国从事植物基因研究的博士凤毛麟角。
中国农大毕业之后，吕玉平又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美留学期间，他深刻体会到国内外育种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1995年美国已经开始推广转基因，而中国都是在各个省市种子站售卖种子，属于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化的种子公司。
吕玉平认识到：中国需要自己的转基因公司，只有掌握种子“芯片”才能真正端牢中国饭碗。
1997 年在美国完成博士后，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先生让他回国从事科研工作，往教授、院士方向发展。但吕玉平一心想把自己的科研理论和基础研究在企业落地验证，认为中国更需要企业里的科学家。
现实情况却是，中国没有转基因相关的企业，回国只能到科研院所，“没有相关的转基因企业，哪来的工作”。
为了了解一家植物基因公司是如何运作的，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之后，吕玉平去到美国Ceres公司任首席科学家，在Ceres用10年的时间从10个植物里分离出16万个新基因，并且为公司申请了数百个专利，最后公司凭借核心技术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国内外10年的科研经历，让他打下了牢固的科研基础，学到了科研创新的方法论，“全新的创造，才叫科研创新，是要突破而不是绕圈子，关键要建立一套理论研究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
在美企10年的工作经历，证实了他有把象牙塔里面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转化为公司产业化技术和产品的能力。但在项目运作、企业管理层面以及资本运作等方面，尚且有提升空间。
意识到这一点后，2007年，他加入了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任运营总监，派驻中国市场负责国内相关项目，从零开始搭建公司的组织架构，深度参与到人才招聘、项目制定、科研院所合作以及全球范围的资本运作和并购等方面。他提及，现在隆平生物突出的融资能力，离不开在先正达工作时，所受的全方位投融资、并购等资本业务的培训和视野的拓展。
2008年，中国转基因政策迎来重大转折点：中国启动并实施转基因重大专项，转基因农业技术与载人航天、大飞机同属十六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转基因专项上线，中国企业亟需人才。农业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各种业企业各方搜寻人才。2010年，吕玉平选择加入大北农集团任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
在大北农工作的5年时间里，吕玉平全面主持企业管理运营，“每年几千万的投入，如何规划上下游研发链、目标产品设计和测试，以及开拓市场，都得自己想。”2013年9月，吕玉平领导的大北农生物技术团队向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和展示了最新创新成果。
吕玉平始终坚定的认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出路在于种业，中国迟早需要转基因技术。在全方位塑造了自己的能力模型、有了深厚积累之后。2015年底，吕玉平离开大北农，下定决心自己创办一家生物育种公司。
回顾经历，吕玉平唏嘘不已，“从1988 年到 2018 年，倏忽30年就没了，人生又能有几个30年。”
从“打工皇帝”到“贫穷的创业者”
三亚，由于其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可使育种年限缩短三四年，育种周期缩短1/3至一半，起到了“加速器”的关键作用，已成为我国种子研发和培育的宝地。
为加速研发进程，找到第一桶金后，2018年10月份，吕玉平就开着自己的车，从北京带着种子来到了三亚崖州湾。
但生物育种是一件高投入、长周期事情，早期筹集的千万级别资金只能算杯水车薪。
科研人才、实验室、仪器设备、试验田和法规等，每一项都是不小的支出，据吕玉平透露，公司成立到现在研发投入已经有几个亿。在长周期方面，仅以取得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为例，转基因作物安全性评价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申请安全证书5个阶段的严格评价，每个阶段至少耗时1~2年。
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攻坚战。
创业一个常提的说法是，找到志同道合的队友，你就成功了一半。面对人才大关，隆平生物一开始并不能开出诱人的薪资，且需要常驻崖州，在引进隆平高科后续的2000万投资前，甚至都没有明确股权激励方案。
但吕玉平依旧成功组建了几人的创始团队，大多是曾经和吕玉平在先正达、大北农和杜邦先锋共事的人，出于对吕玉平的了解和信任，以及看好生物育种大方向，选择加入隆平生物。
他们从北京、上海、长沙等地齐聚三亚崖州湾，却发现现实条件的“骨感”。吕玉平描述，“隆平生物的雏形，相当于井冈山，什么都没有。”
2018年4月，中央提出要加强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打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支持海南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当时，“南繁硅谷”正处于规划建设初期，各项基础设施、配套政策远不及今日。
隆平生物通过三亚市政府协调，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借了一个占地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全部的实验室基本仪器设备，试验药瓶也从朋友那“讨”的，“甚至都没有一瓶原装进口药品，因为买不起”。试验田同样是借来的，仅有1.5亩，还是由废墟改造而成。
在创业的前两年时间里，吕玉平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日常办公用那辆从北京开来的车，公司拉种子、化肥、肥料、水管也全靠这辆车。
“终于，我从一个抢手的打工皇帝，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创业者。”回想起曾经很多企业的高薪邀请，吕玉平不禁笑侃。
资本市场的宠儿，备战生物育种的黄金十年
厚积终于薄发，在发展过程中隆平生物的综合实力不断凸显，敏锐的资本闻风而动。
在2021年初，引进了产业资方新洋丰后，隆平生物仿佛开启了融资闸门，以半年左右为周期，紧锣密鼓的完成了多轮融资，资方在各自的行业都拥有绝对优势，隆平生物一度成为资本的宠儿，在生物育种领域跑出了互联网公司的速度。
公司强大的融资能力，也是吕玉平博士对外强调的重要优势之一。他认为，“生物育种是以技术为驱动力的行业，而先进技术离不开硬件与人才的支撑，这意味着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
在转基因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政策还没完全放开的情况下，融资能力便是造血能力。凭借这些资金，隆平生物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大后方，在转基因技术研发上取得了很多重大进展和突破。
目前，隆平生物团队规模已超百人，其中50%以上具有博硕士学位，并于2020年获得海南省人才团队基地称号。已建成分子生物学、遗传转化、性状分析及一年四代回交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芯片研发平台。除海南崖州外，还在河南、辽宁、甘肃等地建有“生物育种科研基地”，承担公司性状评估及回交转育的科研任务。
隆平生物的明星产品转基因LP007+，通过自主研发国际领先的多基因大片段插入及转化技术，成功实现了4基因分子叠加，已获得生产性试验批件并提交了安全证书的申请。
同时，LP007+系列产品正在进行美国、巴西等全球主要种植国的法规申报，并在南美、东南亚地区积极布局，通过“种出粮进”策略响应国家 “双循环”战略，藏粮于别人的地，藏粮于自己的技。
隆平生物还利用三亚热带气候条件，在国内首先摸索出了玉米一年生长四代的技术，配合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可将玉米生物育种中目标性状回交转育时间从传统的3-6年，缩短到 18-24个月。
在法规推进的同时，公司通过与下游种业公司和科研院所的广泛合作完成了近30个玉米品种的回交转育工作，覆盖了全国各主要产区，覆盖面积上亿亩。
2022年，随着转基因大豆玉米品种审定标准的印发，预示着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时代来临。吕玉平认为，如果2023或2024年是转基因商业化元年，未来10年将是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关于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模式及发展空间，吕玉平在种子大会上分享：以性状研发进行技术授权，市场空间为百亿规模；性状种业一体化的种业公司，市场空间则有千亿规模；而合成生物学公司，生产消费品服务全民，市场空间更是超万亿。
在时代机遇面前，隆平生物内部孵化了以植物为底盘的合成生物学公司，在产业化布局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子公司主攻作物表达高附加值的功能性蛋白和其他生物活性成分，并基于此来研制营养保健及生物基材料相关的关键技术和产品。
“相信‘相信’的力量”
“相信‘相信’的力量”，或许在很多人眼里是一句毫无意义的鸡汤，但从吕玉平嘴里说出来，却真实有力量。
因为坚信转基因技术对中国种业的重要性及关键性，吕玉平在个人事业发展高峰期，毅然放弃外企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因为坚信中国需要自主可控的生物技术公司，在融资屡屡碰壁的情况下，顶着巨大压力鼓足勇气创办了隆平生物；因为坚信中国未来迟早需要转基因技术，在政策还未完全明晰的时候，扎根三亚崖州湾并“all in”隆平生物，一心做好技术和产品储备。
他认为，中国生物育种被卡脖子，主要被卡在两点：生物技术的落后和缺少可利用的分子标记。“可利用的分子标记”可以理解为育种的“字典”，用于查找基因位点所对应的性状特性，美国大公司为了造这本字典，花了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投入了上百亿美元资金。
中国更需要一起造字典的人，需要自己的生物育种高科技企业。
隆平生物的创始团队，同样因为相信的力量，相信吕玉平和团队的合力，看好生物育种的未来，走到今天。
“但最开始的时候，我要让你来跟我创业，你可能是不会的。”吕玉平说道，“ ‘相信’需要判断，更需要勇气，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中间不能有迟疑，一迟疑你就走不下去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35斗（ID：vcearth），作者：胡小凤
